當「客旅」遇上「本土思潮」

「本土主義」在香港近期的公共論述中，成為一個相當熱門的主題。以香港自主自決的想像作為主導、跟中國大陸保持距離、抗拒被「大陸化」都是眾多本土論述的主調，亦具體表達在對「國民教育」、「大白象工程」、「簡體字」等等的抵制和抗爭，還衍生出對內地人的排拒和人身攻擊（例如蝗蟲論等），其實都在展現對自身身份趨向模糊的不安，以及盼望透過劃清界線來辨識、確立自己清晰身份的掙扎。

其實新約聖經《彼得前書》對基督徒身份的視角，以至他們在地上作為「客旅」寄居的理解，正好有助疏解這種身份受威脅的惶恐和不安感，因為對於書卷的作者而言，基督徒身份的界定，並非靠賴將「自己人」以高牆圍繞、將「他者」排拒開外，而是基於因「信」基督（二7）而與上主建立的嶄新關係，所以是「神學信仰」而非「社會性」的建構。

藉著基督的復活，基督徒得著「重生」（一3）而成為上主的兒女（一14），有著特別蒙揀選的「上主子民」身份（一1-2），按彼前二9-10，他們本身就是一個新的「民族」（族類）、是「祭司」和「國民」的群體，是「蒙揀選的」、「君尊的」也是「聖潔的」，標誌著與生俱來的身份意識和自尊，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工作，而非人類劃定的界線而促成的。

因此，雖然從上主而來的嶄新獨特身份，必然致使基督徒須要在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各方面作出調校，帶來周圍鄰舍的非議和排擠（四3-4），成為主流社會的外人（「客旅」；「寄居者」，一1、17；二11），但作為散住（一1）地上的天國公民，自己也本應只佔據社會的邊緣，基督徒亦本應最為樂意去接待社會其他的陌生人和外來者（四9；亦參來十三2），正如以色列上主的選民，他們體會自己在上主面前都只是客旅、寄居者（詩三十九12），在地上人類社會也曾如此（創二十三4），所以亦自覺對自己中間的外來人和寄居者，有著接待照顧的責任（參出二十三9；申十18-19）。

這種從上主領受的獨特身份，正為基督徒提供足夠的尊嚴和自信心，以謙卑、溫柔和愛作為客旅生活的主調（彼前三8-16），以「行善」（做好，二14、15、20；三6、11、13、17；四19；亦參二12；三16）作為見證、宣掦上主美德（二9）的框架，在「本土主義」以外開闢另類的想像和屬靈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