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之名摧毀自由

國際知名社會學者，德國的顧家碧女士（Gabriele Kuby）首次應邀來港，在4月20日主持「以自由之名摧毀自由──全球性革命運動的挑戰」公開講座，並由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系主任關啟文教授回應。Kuby女士向會眾講述全球性解放運動的發展過程，剖析了同運人士一直在語言及意識型態上顛覆傳統的社會價值，及如何回應性解放的挑戰。

性解放運動 拆毀社會價值觀

Kuby女士指歐洲社會的性解放運動是從上而下進行，他們過份高舉性別歧視的問題，目的在於要轉變社會價值觀，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全力推動消除男與女的差異，尋求對「社會性別」這概念的共識。2007年聯合國 人權委員會公佈的《日惹原則》（Yogyakarta Principles）[1]對性傾向及性別身份的解釋，讓性解放運動推動得更前。同運人士要重新定義男女，將性別（gender）等同為社會性別（social sex），否定原生性別（biological sex），因而性別可以自行選擇，導致了個人的身份出現不穩定性。同運人士更積極擴闊性傾向及性別身份的定義，如LGBTTIQ（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Transsexual跨性別、Intersex雙性人、Queer酷兒），將生育與婚姻及性的關係割開，希望徹底摧毀家庭建基於爸爸媽媽的根基。

而性解放運動亦根據不同學者所提倡的理論而演變，如：馬克思（Karl Marx）提出的鬥爭論、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倡的性心理學說、金賽（Alfred Kinsey）提出要撇除性規範、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極端女性主義等，因而令新的性別主義意識型態出現。

操控語言 顛覆社會

同運人士透過操控語言而推動新的意識形態。以「自由」、「包容」及「正義」作為包裝強迫社會大眾接受，但Kuby女士提醒參加者「正義」不代表平等，真正的「正義」應該是按每一個人的不同需要，而給予適當的對待。同運人士更含糊「歧視」、「多元」、「人權」等字眼，如同性婚姻是「人權」，誤導社會對性解放或同運論述的理解，以爭取社會按他們心中的慾望而改變及發展。甚至有不少西方國家已在逐步拆毀家庭框架，以「家長一（parent 1）」及「家長二（parent 2）」取代「爸爸」及「媽媽」；在德國，孩童時期已可學到不同的性行為，這種情況實在是令人憂慮。

世界組織推動同運不遺餘力

聯合國及歐盟都是同運的推動者。立法保護不同性傾向、以法例認可同性婚姻、透過修改性教育內容教導孩子性探索、削減對家庭的基本支援等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更視推動同運是他個人的神聖使命（sacred mission）。Kuby女士提到同性婚姻不是公義，亦不是人權，真正需要保護的權利是孩子擁有親生父母的權利。即使很多國家已通過了同性伴侶法或同性婚姻，但在美國的調查中，只有2%的人口宣稱自己有同性性傾向，而這2%的人中只有2%的人會登記為同性伴侶或同性婚姻。世界衛生組織更指出歐洲學校的性教育需要教導有關性解放或同運議程的內容，例如教導幼兒園學生自瀆、鼓勵他們進行性的遊戲（sex plays）、認識不同的性傾向等等。Kuby女士指出歐洲的孩子從小已經被性慾化（sexualization），令他們無法建立正確的愛情、婚姻及家庭觀念，更大大提高他們感染性病的風險。

霸道的新極權主義

隨性解放而來的，是一種新極權主義的興起，Kuby女士稱之為以自由之名摧毀真正的自由。當中最常見的是對異見聲音扣帽子，例如不認同同性戀行為就被視為「恐同」、「歧視」、輸出仇恨言論等。更以無理不公的制度或法律後果懲處異見人士。Kuby女士表示曾於外出演說，或上街表達支持家庭價值時需要受警察保護。雖然性解放或同運在整個社會佔優勢，然而有不少異見人士仍然按良心、信仰而堅守信念，在西班牙、法國及意大利等都出現了數以十萬計人士參與的大規模遊行，表達支持家庭價值。Kuby女士亦參與了在法國巴黎的遊行，不少地方的非政府組織或宗教團體亦在奮力對抗這種新的性別意識形態及同性婚姻。Kuby女士提醒我們，真正的自由是人們擁有良心的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父母教育孩子的自由。

今日歐美明日香港

關啟文教授在回應時亦指出，性解放的思潮在香港或其他亞洲地區已漸漸發芽，文字的轉變亦早已出現，如「墮胎」變成「終止懷孕」、「亂倫」稱作「近親戀」或「家人戀」、「濫交」叫「多元性愛」等，以改變用字來淡化負面的觀感。「Friend前性行為」、墮胎年齡年輕化、未婚懷孕數字上升，香港在性解放的思潮下暗湧潛伏。關教授以聖經的教導勉勵參加者，要保守神所託付的，以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堅守我們的信念。

當晚的聚會由香港性文化學會及明光社主辦、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社關部協辦，約有200人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