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婚姻作為社會公共制度

平機會於本年1月發表的《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中，刻意隱瞞數據，製造香港性小眾被歧視情況嚴重，必須訂立歧視法去解決的假象。在關注團體多次以書面要求公開公眾電話問卷調查的數據後，平機會終於在3月初公布相關的數字，原來八九成的公眾受訪者都明確表示在僱傭、教育、服務提供及租住等範疇都不會歧視性小眾。而報告中所指性小眾被歧視的情況嚴重的結論，主要是根據性小眾焦點小組受訪者的主觀感受。

家庭制度影響孩子成長

問卷調查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數據指不夠三成的受訪者支持或非常支持同性婚姻，而對於民事結合（即獲得猶如婚姻可享有的相同權利，但不稱為婚姻的關係）的支持率亦不夠四成。很多時同運人士都會說民事結合甚至同性婚姻是事在必行，是性小眾應當有的權利，然而婚姻作為一個社會制度，如果單單以權利的角度出發，便會忽視了這個制度對穩定社會發展的義務及重要性。

根據Keesing（1986）所提出有關婚姻的論述，婚姻制度其實是群體的共同契約，規範了性關係及性權利，界定個人在社會及其群體中的身份和地位，而非戀人間浪漫的兩情相悅之事，甚至可以是經濟、政治利益的考量。可想而知，人類的婚姻制度，透過規範兩性之間的性行為，避免因亂倫及多角關係而引起更多的衝突與鬥爭，從而增加群體及社會的穩定性。婚姻制度亦是建構家庭制度的其中一個基礎元素，當人類繁衍後代，幼兒須長期依賴父母養育，完備的家庭制度對孩子的成長十分重要。由同性婚姻相伴而來的領養問題，更剝削了下一代能在親生父母的共同養育下成長的機會。

若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的推動，最大的原因是兩情相悅的浪漫故事「需要認可」，並要社會以公共制度去肯定，我們便不能不問，怎樣的公共制度才值得社會投放大量的資源去加以肯定？婚姻制度作為群體的共同契約，須以該群體的意願及社會共善作為依歸。當公眾對同性婚姻及民事結合的支持率仍然低，要求社會上所有人，不論同意與否都一同付出代價，以滿足同運人士口中所謂的「權利」，真的合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