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的迷思：論香港傳媒專業主義的陷落

立法會選舉前夕，亞視在連續兩晚的《ATV 焦點》批評自暑假已開始得如火如荼的反國民教育運動，稱國民教育科爭議是「破壞派」為立法會選舉而製造的議題，又稱學民思潮成員被利用為棋子。這些言論迅即令公眾譁然，通訊事務管理局事後收到超過四萬宗投訴，可見亞視嚴重違反新聞操守。持牌電視台根據牌照的要求，要提供持平的報道，但這個節目表達了電視台的政治立場，內容一面倒，缺乏平衡觀點，明顯將時事節目變成公器私用，以狙擊一些反對聲音。
 
這些情況不單在電視媒體出現，不少文字傳媒（無論是收費報章或是免費報章）的新聞，早已帶有強烈的立場，從年初的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反國民教育運動等事件上可見一斑。媒介旗幟鮮明的，對於他們認同的人或理念，有時會過於「神化」；相反，對於他們不認同的人，有時則會「妖魔化」。更極端的是，有些傳媒甚至化身成為推動社會運動的一份子，呼籲讀者上街抗爭。

中西傳媒  失中立性

為甚麼出現這現象？這是否香港獨有？

市民期望新聞傳媒不偏不倚，主要源於西方主流新聞專業的傳統，前題是新聞媒體作為中立性守門人（gatekeeper），要報道事件真相及反映現實。但西方媒體在這方面亦不能持守其專業標準。最臭名遠播的是報業大亨梅鐸旗下的報紙及電視，被行內批評為新聞自由的劊子手，美國霍士電視台的新聞報道經常被批評為攻擊民主黨的工具；同樣是新聞集團旗下的英國《世界新聞報》，去年因涉及一宗失蹤女童的案件，被揭發該報曾非法進入女童手機及刪除短訊，影響警方調查，最後因輿論壓力被迫狼狽結業。
 
即使在亞洲區，情況亦不遑多讓，當香港為反國民教育鬧得熱哄哄之際，台灣的校園卻為反媒體霸權而高呼。事緣台灣早前通過「旺中寬頻購併中嘉有線電視系統案」，導致七百多名學生前往「旺中」[1]總部，抗議此集團扼殺言論自由，學生的抗議行動，主要是痛批此集團為求私自利益，凡對該集團有質疑、批評的言論，都將會遭到「旺中」各大傳媒圍攻，令發言者因忌憚集團勢力而收聲，因此呼籲全民大眾一起「抵制旺中怪獸」。

政治充權  傳媒治港

兩宗事件都不是偶然出現的，與香港的情況相若，同樣因為傳播機構集團化以後，除了變成資本家盈利的工具，更被野心的企業家操縱，變成他們攻擊對手的武器。此情況在日益政治化的香港，變得更為嚴重。
 
自殖民地年代開始，香港從來未享有像西方社會一般的新聞自由。回歸之前港英要借助民意鞏固其統治威信，令傳媒有相對的自由及不受干預的空間；回歸初年中國信守一國兩制的承諾，香港傳媒由見證平穩過渡的把關人擢升為監察特區政府運作的強權者。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八萬五等衝擊，特區政府由回歸前最優秀的公務員團隊突變成政策舉棋不定的弱勢政府；而自稅務局長因以權謀私下馬、接下來的港大民調風波，從非典一役、到七一大遊行等，則令本地傳媒推至幾近「傳媒治港」的政治充權之下。

群眾分化  傳媒歸邊

「傳媒治港」當然是誇大其詞，但傳媒的政治能量卻成為不少尋求在政治上有更大影響力的商人所覬覦的對象。回歸以後不少傳播機構都出現易手的情況，如《星島日報》、《成報》、《信報》，而後者的易手更被視為文人辦報的終結。而兩間免費電視台如電視廣播與亞洲電視等，都是由缺乏電視背景的商人經營。即使新加入市場的收費電視及免費報紙，都是以商業利益主導，而編輯自主及新聞自由的比重，則要視乎傳媒老闆對新聞事業的尊重，因此有行內人戲謔香港的新聞自由其實是由媒介老闆定義的。
 
李金銓教授認為香港報紙的專業主義其實是一種「策略性儀式｣（strategic rituals），意指新聞機構以扭曲的手段，例如狗仔隊、報料熱線爆料、聘請親中人士任高職以避免政治爭議等，將新聞常規化，以應付因政權轉變出現的外來政治及經濟壓力及脆弱的認受性，因此新聞界經常掛在口邊的「消費者權益｣、「公眾知情權｣等，便是挾公眾利益作為與權貴抗爭的武器；而一般社會人士認同的原則，如公平、客觀、不偏不倚等，亦是建立專業地位及增加公信力的理據。但當社會走向政治化，傳媒不甘作為旁觀者，發現有需要借助鼓吹的角色以鞏固自己權力，例如當新聞自由受到威脅時，亦會據理力爭，專業主義亦因此要作出調整。目前香港的傳媒紛紛趨向歸邊，拒絕為旁聽者，除了是背後的老闆為了保護其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符合社會上群眾日益分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