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首要保的不是釣魚台

國民教育對一個國民來說十分重要，不認識自己國家民族的人（像昔日殖民教育下成長的香港人）是無根的一代，在情感上若有所失，心底總像有一個難以填補的洞。但過多的民族情緒卻又會適得其反，令人的情緒過分澎湃，甚至掩蓋了基本的理智！就像近期國內抗日保釣行動之中一些打砸搶燒的行為。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保釣運動成為了全球華人一個備受關注的課題，也令中日之間不時掀起一些新仇舊恨。筆者初次接觸有關保釣的問題是八十年代初，當時正在浸會唸書，適逢台灣的林治平教授來港，順道與一些基督徒大學生會面。席間他提到火紅的保釣運動在台灣影響很多學生，大家都認為釣魚台乃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但有一次他問了一些熱血大學生一個問題，大家竟然啞口無言，其實問題很簡單，就是──釣魚台在哪裡？當一批大學生義無反顧地要保衛釣魚台的時候，竟然連最基本的事實也沒有弄清楚！這席話對我來說是十分深刻的提醒。

角色易混淆  採訪變參與

再次接觸保釣已是十多年後，1996年9月，當時我正在香港電台擔任記者，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在陳毓祥的帶領下，乘坐第一艘由貨輪改裝的保釣號出發往釣魚台，我是其中一個隨行採訪的記者。作為一個記者，我自己的定位十分清晰，在出發的時候便提醒自己不是去參與保釣的行動，而是作為旁觀者，觀察及報道這件歷史性的事件。不過，在過程之中，我覺得有些記者忘記了自己的角色，有意無意之間介入了有關的行動。

冷眼旁觀，其實該次的保釣行動並沒有經過周詳的策劃，成員既來自不同的背景，事前亦沒有足夠的溝通，因此，出發之後在船上的會議都是各說各話，莫衷一是，行動更只是即興式的。例如他們打算將大型橡皮艇放到海上，練習以橡皮艇搶灘登陸釣魚台的主島，但卻發現以他們的人手根本不夠力氣搬動那艘橡皮艇，於是呼籲記者協助他們，一些記者立即響應，忘記了自己並非保釣行動的成員。

情緒不抽離  報道難客觀

當記者不能抽離，有關的報道便容易滲入很多主觀的情緒，就像美國以反恐和銷毀大殺傷力武器為藉口，發動對付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由於美國一些傳媒不能抽離主觀的民族情緒，根本不能客觀判斷美國政府是否有充分和合理的證據。同樣，當記者以參與保衛釣魚台的心態進行採訪，根本沒有辦法持平報道。當然，在遇上人命關天的時候，記者是不應置身事外的，就像陳毓祥與一些保釣成員因為無法突破日本艦隻的封鎖，上不了釣魚台之後，決定下海暢泳宣示主權，幾名成員為了安全，因此以繩索互相連在一起，但由於保釣號當時沒有停船，結果他們因被拖著快速前進及繩索愈拉愈緊而遇溺，船上其他成員見勢色不對便拉他們上船，由於人手不足，一眾記者連忙放下手上的器材，參與搶救的行動，可惜陳毓祥雖然被拉回船上，但已返魂乏術！

事件這樣告終當然十分不幸，不過，當時記者曾旁聽他們討論以這種方式宣示主權的會議，無論是船長、保釣成員和記者，其實事前皆沒有察覺這樣跳下海會有極大的風險，而當時日本方面的攔截亦算克制，大家對自身的安全並沒有太大擔憂。因此，客觀來說，陳的犧牲固然令人婉惜，但這主要是判斷錯誤的意外，而不是出於雖千萬人吾往矣，甚至不惜為保釣而犧牲性命的烈士情懷。記者若不能客觀抽離，整件事的報道便很容易英雄化、浪漫化。

保住公信力  記者方稱職

在過去十多年，筆者看到很多有關釣魚台的報道都是帶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日本方面提出有關她們擁有釣魚台（尖閣列島）的理據很少著墨，彷彿釣魚台的主權是完全不應有爭議的（因為任何人想提出日本在主權爭議上也許有些理據的風險十分之高，隨時會變成漢奸）。又像近日的保釣行動，有發言人在鏡頭前說到抱著可能一去不返的決心，但在報道中卻不見有記者質問他是否言過其實，誇大了保釣行動的風險，若這是出於政治正確而不敢質疑，記者監察社會的角色便會動搖。

記者首先要保的不是釣魚台，而是本身的客觀中立和公信力，任何個人的政治理念、私人關係、民族感情、甚至宗教信仰，都不應該影響報道的公正性，否則我們的傳媒只會充斥偏見，遠離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