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支持同性戀？

近年，本港就公共議題所進行的民調愈來愈多，但民調反映出怎麼樣的民意，有時也得視乎負責調查的機構如何解讀和詮釋當中的數字。就像這一陣子，民調似乎顯示愈來愈多人接受同性戀者，但接受是否等同贊成？相類似的民調和研究，是否又可被挪用成支持同運主張的數據呢？
 
 
去年底，香港小童群益會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進行網上調查，972份有效問卷中，90%受訪者接受老師或學生是同性戀者。[1]我們或許質疑網上調查的代表性，然而，這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在2005年對627位醫學生的調查結果相比，當中86%受訪者接受朋友是同性戀者，[2]兩者是很相似的。這兩個調查又可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2011-12年的調查結果比較，該調查以隨機抽樣用電話成功接觸1,002位受訪者，58%受訪者接納同性戀者，18%一半半，22%不接納。[3]這三個調查都顯示受訪者都較接受同性戀者作為朋友、同學或同事。
 
然而，接受同性戀者並不等於贊成同性戀，正如接受離婚者不等同贊成離婚。社會對理想的戀愛和婚姻有更高的期望。民政事務局2005年委託MVA進行的公眾對同性戀態度問卷調查的結果作比較，該調查以隨機抽樣用電話成功接觸2,040位受訪者，雖然80%受訪者接受同事是同性戀者，但只有40%接受家人是同性戀者。[4]為甚麼有這種差距呢？其中一個理由可能是對家人有較高的期望或其他期望，如父母對子女有生兒育女的期望，這也是傳統華人社會的期望。另外，2005年香港大學為世界價值研究作的調查結果顯示，1,237位受訪者中，75%受訪者認為同性戀是不合理的。[5]這結果也反映社會對婚姻的價值觀和期望，認為同性戀不是一種理想的模式。但是，社會的價值觀和期望可能會轉變，舉例來說，歐洲價值研究的結果顯示，在1981至2008年間，認為同性戀是不合理的英國受訪者的比例，由76%下降至55%。[6]
 
基督徒的價值觀又如何？上述研究中，英國受訪者中基督徒認為同性戀是不合理的比例由79%下降至61%，可見基督徒較非基督徒的態度略有不同，但是，也有基督徒的態度隨社會改變。重要的是，基督徒的價值觀源於聖經，聖經對性、家庭、婚姻和造物秩序都是高於社會的價值觀和期望，不是因為恐懼同性戀的緣故；當基督徒忠於聖經的教導，基督徒的價值觀應該不會因人的觀點有差異，也不會因時代改變。
 
 
研究顯示同性戀不可以改變？
美國精神病學會(APA)前主席Dr. Robert Spitzer於1973年提出了同性戀不是精神病的定義，而翌年，該會便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剔出。Spitzer一向認為性傾向是不可改變的，及至2001年他所進行的研究，卻有不一樣的發現。Spitzer更在2003年，把相關的研究刊登於學術期刊《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指出性傾向是有可能改變的，但卻是一個複雜和連續性的過程。然而，性傾向的改變並非容易，也非人人都能成功。[7]
 
可是事隔十多年，在2012年4月，美國自由派雜誌《The American Prospect》卻刊登了一篇關於改變性傾向的採訪，[8]　並引述Spitzer認為當年的研究結論，只限於描述「有證據指經驗過輔導的參加者認為自己有改變」，而非更正治療的效用。及後，同志組織Truth-wins-out更於網站公開一封Spitzer署名的信件，重申研究的缺憾並向同志社群道歉。各同志組織於是藉此大造文章：Spitzer為當年的結論道歉，認為「拗直治療」沒有根據！[9]
 
Spitzer非就研究結論道歉
細閱Spitzer的報告及道歉信，發現以上報道過分簡化，甚至有誤導之嫌，當中不盡不實的說法包括︰
1. 「Spitzer本身也質疑受訪者自述的可信性，未能證明是否自我欺騙或刻意說謊。」但其實任何需要參加者自述的聚焦小組或問卷填寫均有此限制，而Spitzer亦在報告中清楚列明此限制及相應措施。因此這非推翻研究的充足理據。（報告p.412）
2. 「報告未能證明性傾向必能改變。」但其實報告也沒有證明性傾向是不能改變，而Spitzer重申「有證據指經驗過輔導的參加者認為自己有改變」的結論，早在2003年的期刊中清楚說明。（報告p.413）
3. 「報告指出『性傾向完全改變』的可能性罕有（Rarely）。」但Spitzer同時指出提供更正治療的機構從沒有主張「性傾向完全改變」的論調。（報告p.414）
4. 正確描述應為：若有同性戀者誤以為報告證實：「帶著極大改變的決心（Highly Motivated）參與治療是有效的」，並因此受到極大傷害或極度失望，他為這些誤導而道歉。[10]
 
最後，Spitzer在報告討論提出了三個要點，很值得我們留意：（報告p.415）
I.   他質疑傳統講法：「性傾向不能改變」；對於某些個別人士，改變性傾向可以是理性及自主地的決定，而非社會壓力和「恐同症」所致。
II.  只要提供足夠資訊（改變不一定成功，治療可能會因此感到失望），就應讓受助者自決（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社會不應禁止更正治療。
III. 若指「在沒有足夠成效證據下提供修正治療是不道德」，那美國精神科學會是雙重標準。因為他們同樣沒有如此嚴謹的科學數據及研究，以支持他們正在提供的肯定同性戀傾向的治療（gay affirmative therapy）。
 
 
愛滋病病毒感染及愛滋病統計數字隱藏了甚麼？
香港衛生署每季出版的報告顯示，至2012年3月底，累積共發現5,392人受愛滋病病毒感染，即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HIV)；共累積發現1,281宗愛滋病（AIDS）確診個案；男性比女性感染HIV及AIDS高4-5倍。[11]若不接受治療，半數HIV感染者會於十年內病發為AIDS患者。[12]
 
表一顯示，異性性接觸佔HIV及AIDS累積個案的42%及59%，比同性性接觸(28%及23%)為高。誠然，這種解讀並沒有錯，但不是最全面。當知道進行同性性行為的人較異性性行為的人少，所以進行同性性行為的人受HIV和AIDS感染的風險其實遠較異性性行為的人高。但究竟高多少呢？這要視乎同性戀的人數。
 
有人指香港同性戀人口少於10%，[13]港大民研指受訪者認為是9%，[14]前者沒有標明資料來源，後者只是受訪者的意見，計算方法也沒有清楚列明。外國的調查(包括英、美、加、澳和挪威)估計，[15]同性戀人口大約在0.7-2.5%。若按人口2%為同性戀者計算，每萬名同性戀者分別有107及20.4人受HIV和AIDS感染，遠較異性戀者(3.3及1.1人)為高，推斷同性戀者受HIV和AIDS感染的風險較異性戀者高33及19倍。即使按10%人口為同性戀者計算，同性戀者受HIV和AIDS感染的風險仍較異性戀者高6及3.5倍。
 
事實上，根據香港衛生署的資料顯示，近年，新增受HIV和AIDS感染的同性戀個案已超越異性戀個案（圖一），足證明同性戀者受HIV和AIDS感染的風險也愈來愈高了。
 
表一　香港HIV及AIDS累積個案

¹假設人口2%為同性戀者
²假設人口10%為同性戀者
資料來源：Hong Kong STD/AIDS Update, Vol. 18, No. 1, Quarter 1, 2012 衛生署出版

圖一　2002-2011年間受HIV和AIDS感染的同性戀和異性戀個案

資料來源：Hong Kong STD/AIDS Update, Vol. 18, No. 1, Quarter 1, 2012 衛生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