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會再陷暴動危機？

近年，香港社會充斥著強烈的對立情緒，那怕是外傭居港權官司、港珠澳大橋環評案，抑或是一些原先看似沒有太大根本分歧的議題，社會一下子都好像失去了任何共識，以致磨擦不斷增加。事實上，現在不單是基層市民，就連中產、專業人士都感到前路灰暗，大家也似乎看不到出路，加上近年社會傾向接受一些不太傳統的抗爭手法，即使是肢體推撞、拋擲物件等行徑，也有相當的支持者，如此走下去，香港會再陷暴動危機嗎？

要探討現時本港的社會矛盾，必先從其經濟及政治的歷史脈絡去看。先談經濟方面，打從8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不少勞工密集或輕工業也逐漸遷離香港轉往內地投資設廠。不過，由於當年還有其他發展興旺的行業，例如是轉口貿易、貨運業等，可以吸納多餘的勞動力，故此香港尚算繁榮安定。
 
可是，踏入90年代，因著全球化的影響，香港作為轉口港的角色逐漸式微，而本土產業又無法跟隨時代的步伐轉型，令市民的收入和工作機會也減少了。在生活環境未能改善，加上房地產泡沬導致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下，社會內部矛盾愈趨激烈。

政治經濟轉型  特區回應乏力

除經濟轉型，我們也同時面對政治轉型，這是指由《基本法》所產生的新政治秩序，取代英國殖民地的政治秩序而引起的互信和價值觀的爭抝。
 
在1997年以前，我們擁有的，是一個由英國管治的香港政府，可是，自1997年回歸後，我們即時變為「港人治港」，這個轉變是來得很急促的。英國官員一夜撤走了，政府數百個空缺我們可以填補，但很多政策知識、政治判斷，我們的香港官員卻無法跟上，以致對於社會問題，回應乏力。基於在政治、經濟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張力、矛盾未能解決，那便具體反映在政策的爭執，或價值的爭抝上，因而形成了今天社會愈走愈極化的局面。

忽略關鍵問題  缺乏專門研究

我相信，不少人也意識到香港有根本性的問題未解決，惟究竟那個關鍵因素、問題是甚麼？大家各說各話。遺憾的是，在香港，沒有多少人是專心就香港的管治、香港的核心問題做研究的，即是說，沒有人去發掘「問題在那裡？」、「問題是甚麼？」如此這樣，在公共辯論或政黨辯論時，每個人也是站在自己的位置去說話，例如買了私樓的就要求不要推倒樓市，住公屋的就要求不要加租……，再加上情緒的夾雜，問題便變得愈來愈複雜。
 
反觀在英治年代，港府既有一班富有具體政策經驗的官員，而在英國本土的學術機關，例如是英國牛津劍橋、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等，都有不少專門研究殖民地的報告，透過援引這些分析在本港媒體或公共辯論中，市民就可以慢慢有更深入的理解，知識便可普及，亦可以為港府帶來參考作用。
 
可是，自回歸後，香港與英國的關係割斷了，但特區政府卻沒有意識到把這個「知識鍊」在香港的大學或研究機構重組起來，於是出現了「斷纜」的情況。特區政府一方面失卻了英治年代的政策參考，而本身的班子又欠缺視野，本地的學術機構又沒有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於是在思考新政策或回應社會訴求時，便慌腔走板。

中介組織失職  失卻預警角色

此外，香港的政治中介組織「發育不良」也是問題所在。所謂中介組織包括了政黨、各式的壓力團體、專業團體、研究組織、商會等，一般市民對它們的信任程度都不太高，即使是工會，加入的人數也不多，工人往往去到權益受損時，才找它們「出頭」，但那時候，矛盾已經凸顯了。而中介組織亦沒有做好預警的角色，它們不會在沒事幹發生時，研究一下社會問題，舉例說，香港面對政治、經濟轉型，究竟各界須要做些甚麼？中介組織又有甚麼角色呢？如果之前可以掌握得到，大家可能無須動員，問題也可能較為容易解決。
 
與此同時，立法會比例代表制的特質，亦導致大政黨不能在選舉中佔絕對的優勢，雖然保障了小政黨的聲音能進入議會，惟在這情況下，我相信未來香港社會的論述一定是多元化的，在尋求共識方面，難度更大。

未到無以維生  暴動機會不大

至於社會抗爭，香港社會現在相對70年代來說，一是矛盾激化了，二是社會傾向接受不太傳統的抗爭手法。比方說，在70年代，市民的抗爭手法頂多是罷工、示威、遊行去政府總部等；現在卻會有肢體推撞、拋擲東西的場面，雖然社會不是大部份人都支持這些行徑，但至少有相當部份的支持者。
 
然而，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認為香港市民暫時未去到全面及大規模使用武力的階段，始終在香港，雖說有貧富差距，80、90後的年青人也比較躁動，但大家不是去到赤貧、無以維生的地步，所以不輕言會製造暴動。惟如果我們再不開始探究一些根本的問題，積極作出改善現狀的工作，我相信香港未來的社會矛盾，會隨著全球化的情況而加劇，情況會愈來愈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