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有「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