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抗拒的基因編輯技術

2018年11月26日，時任中國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系副教授賀建奎宣稱已經通過基因編輯技術，成功編輯人類胚胎CCR5基因，讓一對嬰兒從出生開始，便對愛滋病有免疫力，此舉引來不少人討論或批評。2019年12月30日，經過中國相關部門調查之後，法院指出賀建奎，連同其他兩位參與研究者均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他們為了圖利，故意違反國家有關科研和醫療管理規定，逾越科研和醫學倫理道德底線，貿然將基因編輯技術應用於人類輔助生殖醫療，擾亂醫療管理秩序，判決賀建奎有期徒刑三年，罰金300萬元人民幣（約331萬港元）。中國衛生健康行政部門亦將相關涉案人員列入「黑名單」，終身禁止他們從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服務工作；科技主管部門亦終身禁止涉案人員申請中國人類遺傳資源行政審批、申請財政資金支持的各級各類科研項目等。[1]

在香港大學李兆基會議中心舉行的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中，當賀建奎被問及基因編輯嬰兒是否涉及倫理問題？他的回答是「我從美國回來，不熟悉中國在這方面的規定。」[2] 賀建奎有可能不清楚相關法例，但也有可能是，他不在乎有沒有觸犯法例，最重要的是他成為第一個進行基因編輯，讓初生的嬰兒免疫於愛滋病。賀建奎過去接受傳媒採訪時曾說，「我感到有責任，不僅做第一個，也要做個榜樣。社會將決定下一步該做甚麼。」[3] 在另一次訪問，賀建奎亦說「世界已經進入胚胎基因編輯的階段，某個地方一定有人在做，如果不是我，一定還有別人。」[4] 或許大家認為賀建奎這一番說話只是他想開脫自己過犯的言辭，事實上，他說得對，世界早已進入胚胎基因編輯的階段，今天我們所反對的，未來，或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容許胚胎基因編輯的相關法例一條又一條地通過。

在不少人眼中，賀建奎可能是一位既瘋狂，又罔顧倫理道德底線的科學家，但隨著基因編輯的技術日益進步，希望藉著胚胎基因編輯而讓人免受疾病痛苦的，又豈只他一人。2015年，廣州中山大學黃軍就及其研究團隊將CRISPR[5]（基因編輯技術）注射到86個「三倍體」的人類胚胎進行實驗，[6] 目標是要精準地編輯會產生β球蛋白的基因。β球蛋白分子是負責攜帶氧氣到全身的血紅素的部份組成，帶有β球蛋白基因缺陷的人，會出現所謂的β型地中海貧血症，導致人體衰弱。[7]

即使黃軍就的研究在當時受到不少人抨擊，卻得到澳洲哲學家兼生物倫理學家Julian Savulescu及一些學者的認同，他們在一份期刊中寫道：繼續類似路線的實驗有其道德上的必要，又提到基因編輯「確實消除遺傳性的新生兒缺陷」，以及「刻意限制企圖挽救生命的研究，要為那些可預見、可避免的死亡負起道德責任。研究基因編輯不再是一個選項，而是一種道德必要。」[8] 知名實驗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亦撰文，表達自己對於社會就基因編輯等生物的進展採取過於謹慎的反應感到沮喪，他指出不必設立底線或禁令，並大力呼籲：「今日生物倫理學的主要道德目標，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別擋路。」[9] 得獎無數的美國生物化學家道納（Jennifer A. Doudna），縱然多次提到她對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表示憂慮，並希望科學家們必須避免違反醫學或道德倫理，[10] 經過多番掙扎，她還是寫道：「我不相信真的有甚麼倫理辯護理由可以禁止生殖細胞修改，[11] 也不認為我們有任何正當理由來阻止父母使用CRISPR提高有一個和自己血脈相連的健康孩子的機會，只要這方法是安全的，而且能夠公平提供給世人。除非我們刻意支持父母選擇以傳統方式來生育，除非我們加倍努力建立一個所有人都受到尊重和平等對待的社會，不論每一個人的基因組成如何，在那之前，我不認為我們能夠輕易放行生殖細胞編輯。」[12]

道納希望當胚胎生殖細胞可以公平地提供給所有人才正式應用，她的理想十分好，但現實往往不是這樣。美國在2019年5月批准了專門治療兒童的脊髓性肌肉萎縮症一次性的基因藥物Zolgensma，療法費用約為210萬美元，約1,665萬港元。[13] 相信如此天價的治療費用，除非政府津貼，否則常人根本負擔不起。在經濟市場主導的社會，所謂的公平便是誰負擔得起誰便可以擁有。

道納提到了另一點同樣非常重要，這也是不少科學家所關注的，就是基因編輯技術不能隨便對生殖細胞下手，是出於安全考慮。很多人猛烈抨擊賀建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便是胚胎基因編輯存有脫靶效應（off-target effects），簡單來說，便是現在流行的基因編輯技術透過Cas9[14] 改變基因序列，但Cas9並不完美，它會找錯位置，另外，即使它找對位置，能否搶在受精卵分裂之前，完美地修補應該修改的地方，完全是一個未知之數。[15] 依行內人看，賀建奎這一次胚胎基因編輯是一次失敗的實驗，被改造的兩位嬰兒，其中一位「仍然無法抵抗所有愛滋病毒，還面臨著未知的遺傳風險。」[16]

相比起胚胎基因編輯技術可否公平地分配，只要該技術的安全達標，相信以這種技術編輯胚胎是大勢所趨，在市場上出現是遲早的事情。網絡平台辛克斯頓集團（Hinxton Group）集結全球倫理學家、科學家、律師和政策專家，他們讚揚基因編輯為人類健康帶來光明前景，並建議不可偏廢基礎研究，不論是使用無法繼續生長，還是可繼續生長的胚胎。他們又指出：「當達到所要求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管理條件時，這種技術在人類生殖中的應用或許在道德上可接受，雖然仍有必要進一步展開實質討論和辯論。」[17] 除了科學家及社會精英， 2015年一項調查發現，有46%受訪的美國成年人認為為了減少嬰兒患上嚴重疾病的風險，修改嬰兒的基因是適合的。[18] 2016年則有調查指，美國有48%的成年人贊成使用生殖細胞編輯來降低疾病風險。[19] 台灣一條介紹基因編輯的影片，旁白的一番話流露出製作人或多或少對基因編輯技術抱有期望：「假如基因編輯技術真的成功被運用到人類胚胎上，未來的人類不但可以告別疾病，甚至可以告別不完美。」[20]

坦白說，告別疾病、告別不完美是相當有吸引力的說法，誰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健康活潑又可愛，並且智力超乎常人；然而，基因編輯技術是否已發展到百分百準確無誤，安全無虞，不應用反而是不道德呢？下一期《生命倫理》再與大家分享此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