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人類基因，打開了「潘朵拉盒子」?
生命倫理雙月刊 55期 (p.2)
基因編輯，所為何事？
一場「基因編輯」風波，叫全世界的焦點都集中在香港。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及醫學學院在去年11月底，於香港大學召開了「第二屆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1] 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學術會議，卻在開會前數天爆出了一宗「大新聞」：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聲稱為了幫助有可能感染HIV病毒的孩子，因此為一對名叫「露露」和「娜娜」的雙胞胎嬰兒進行基因編輯（Genome Editing），令她們一出生便對愛滋病有先天免疫能力。[2] 賀建奎解釋，他將有關的受精卵（父親受HIV感染，而母親則沒有），在孕育前期以CRISPR／Cas9 的基因編輯技術，修改了CCR5基因，以關閉HIV病毒感染的大門，令病毒無法入侵體內的細胞，達到天然免疫HIV 病毒的果效。[3]
編輯基因，我們要考量的是……
賀建奎聲稱雙胞胎已在中國出生，情況健康，然而有關研究遭不少科學家批評有違倫理道德。其實人類對於基因改造，甚至生物複製研究，已進行多年（如複製羊「多利」早於1996年誕生），這次「創舉」為何惹來這麼大的反對聲音，這研究會為我們帶來甚麼影響？或許我們可以從倫理、應用、驗證等方面探討。
- 倫理的考量：如果露露和娜娜算是成功例子，那麼在這「成功」例子背後，究竟「犧牲」了多少胚胎和未經使用的精子？有多少卵子牽涉在是次研究中？當中又如何處理？這都涉及嚴肅的生命倫理考量。在香港，對於人工受孕及生殖科技，政府早於2000年制定《人類生殖科技條例 》，其後成立管理局及發出《實務守則》，來監管人工生殖事宜。[4]
- 潛藏的危機：有關研究將引發嚴重後果。首先，是次研究是將CCR5基因修改了，但其實人類每一個基因組成，每每有多種作用，人類隨便修改，就像在「沒有說明書」下修理汽車，以為只是改變一樣零件，卻可能產生未知的後果。而這些影響不會即時被發現，但卻會一輩子跟隨著無辜的新生嬰兒。
CCR5 基因與人體感染HIV病毒之間的關係，源於一位愛滋病人Timothy Ray Brown，他於1995年確診患上愛滋病，後又患上血癌，但他接受了骨髓移植後，不僅血癌得以治癒，其體內的HIV病毒也一併消失，成為世上唯一「完全治癒」愛滋病的人。醫生後來發現，他的骨髓捐贈者，帶有CCR5基因變異，令HIV病毒無法跟CCR5順利結合進入人體細胞引起感染，這亦成為賀建奎進行基因編輯的主要理據。[5] 然而已有研究發現，CCR5基因組被改變後，會增加人體患上一些熱帶傳染病（如黃熱病）的風險。[6] CCR5基因變異情況最初是在北歐人口中發現，雖然他們染上熱帶病的機會較低，但露露和娜娜一旦染上這些熱帶病，後果可能是致命的。
- 全新的物種：與傳統的改良品種方法不同，不論是基因「編輯」或是「改造」，其實都是「新造」成一個大自然原不存在的物種，這對於大自然生存秩序的影響是未知的。事實上，世界上對於基因改造品種，是採取極嚴格的「控制生育」措施，如經基因改良的「三倍體蠔」，除了改良了生長速度和適應性外，其生殖能力是被刻意壓低，使其不易生出下一代，減少對大自然造成基因污染。 [7] 對於今次出生的兩位嬰孩，難道我們也要用這樣的方法，限制她們長大與人交往？或阻止她們生孩子嗎？在未經周詳考慮下進行實驗絕對是不負責任的。
- 脫靶的問題：賀建奎在會上展示他團隊在鼠、猴和人類胚胎所得的實驗數據，並指在50枚人類胚胎基因測序結果中未有發現脫靶現象，而在所有人類正常胚胎中，超過44% 的胚胎編輯有效。但CRISPR基因編輯技術至今仍存在「脫靶問題」（off target effects） ——即編輯目標基因時，可能會有不匹配或波及其他基因條等問題，至今仍未完全解決。[8]
- 殺雞用牛刀：愛滋病曾是世紀絕症，但今天醫學界已發展出幾種藥物，[9] 可有效抑壓病毒繁殖，使血液中的病毒數量降至不被偵察水平。在已有可行治療的情況下使用未有安全保證的「基因編輯」治療，像「殺雞用牛刀」，用錯工具，甚至產生意外。
- 法律與倫理：現時，基因改造胎兒的研究在美國及歐洲部份國家均被禁止，中國政府亦於2003年禁止基因改造及複製胎兒。如此說來是次研究是怎樣「合法地」進行？依照1964年通過及2013年修訂的赫爾辛基宣言，進行涉及人類及身體的實驗，必須經過相關的醫學倫理審查（一般是經過其工作大學的教職員及相關專業人士所組成的審查委員會）才能進行。[10] 有報道指，賀建奎的研究所得到的倫理審查認可有可能是假的。依國際慣例及中國法規，他的實驗恐怕不能通過倫理審查。[11]
- 科學與驗證：基因編輯技術因風險及倫理因素，從公開未應用在人類上。賀建奎的研究只見於近日的新聞報道中，未有任何科學期刊或相關論證可參考，故未能確定其真確性與效用。此外，如何確定嬰兒免疫於愛滋病亦是另一問題，研究人員是用甚麼方法來測試？若果要嬰兒冒著感染愛滋病的風險來測試，則極不人道。
打開了「潘朵拉盒子」嗎？
在希臘神話裡，擁有無窮天賦的潘朵拉，打開了一個神秘盒子，結果釋放出人世間的所有邪惡。若賀建奎的講法是真確的話，孩子既然已生下了，我們就得面對這個打開了的「潘朵拉盒子」：基因研究的確開啟了人們對生命科學極大的領域，但也同時對於人類未來發展帶來不能想像以及不受控制的影響（不論是好是壞）。事實上，這個研究曝光後，人們發現原來參與研究的父母有得到資助，後來更發現較早前另有研究，有人早已用老鼠作實驗，透過基因編輯技術修改CCR5 ，增強學習能力和記憶力！[12] 如果這類研究在人類身上進行（特別在香港），可以想像令孩子變成「新類型人」的後果嗎？
當潘朵拉最後蓋上盒子，盒子裡只剩下「希望」。負責任的科學研究，除了要有所突破，更重要是先作出嚴謹的風險評估和倫理考慮，發揮「有所不為」的道德力量，這才是負責任的科研態度。
最後，對於科學界來說，有關基因編輯已有不少討論和制定了基本倫理規範，但從信仰角度作深入討論則有待起步。究竟基因編輯是21世紀的巴別塔，還是未來醫學的重大突破？我們是干擾創造的秩序，還是以上帝所賜的智慧改善人類生活？基督教倫理很多時都不能簡化為是非題，而是需要從聖經、神學、科學和社會學等不同角度探討，但無論如何，要以謙卑和讚嘆創造奧妙的態度，而不是以為自己可以取代上帝的心態去從事科學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全球暖化一樣，輕視大自然秩序的科技發展就是自掘墳墓。
參考資料：
〈基因編輯嬰兒：中國科學家賀建奎是否打開了「潘多拉魔盒」〉。「BBC NEWS 中文」。2018年11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46357959。
楊庭輝、郭文德。〈改造人類基因的倫理爭議〉。《明報》。2018年12月3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81203/s00022/1543753997835/改造人類基因的倫理爭議（文-楊庭輝-郭文德）。
[1] “Second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Human Genome Editing,” 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8, http://www.nationalacademies.org/gene-editing/2nd_summit/index.htm.
[2] 崔德興：〈【基因編輯】中國誕先天愛滋免疫嬰創全球首例 被批有悖倫理道德〉，《香港01》， 2018年11月2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大國小事/263572/基因編輯-中國誕先天愛滋免疫嬰創全球首例-被批有悖倫理道德（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12日）。
[3] 〈基因編輯：賀建奎香港基因學術峰會問答實錄〉，「BBC NEWS 中文」，2018年11月28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6367524（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12日）；“CRISPR/Cas9 editing: mutation detection with mismatch cleavage assay,” diagenode,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8, https://www.diagenode.com/files/protocols/Cas9-editing-mutation-detectio....
[4]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2013年1月，網站：https://www.chrt.org.hk/tc_chi/service/files/code.pdf（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12日）。
[5] Timothy Ray Brown, “I Am the Berlin Patient: A Personal Reflection,” AIDS Res Hum Retroviruses 31, no.1 (January, 2015): 2–3.
[6] Bali Pulendran et al., “Case of Yellow Fever Vaccine–Associated Viscerotropic Disease with Prolonged Viremia, Robust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s, and Polymorphisms in CCR5 and RANTES Genes,”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98, no.4 (August, 2008): 500–507.
[7] Aude Jouaux et al., “Gametogenic stages in triploid oysters Crassostrea gigas: Irregular locking of gonial proliferation and subsequent reproductive effort,”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arine Biology and Ecology 395, no.1–2 (November, 2010), 162–170.
[8] Jonathan D. Moreno, “Where to Draw the Line on Gene-Editing Technology?,” SCIENTIFIC AMERICAN, November 30, 2015,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here-to-draw-the-line-on-gen....
[9]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綜合治療中心：〈抗愛滋病病毒藥物治療簡介〉，「衞生署愛滋病網上辦公室」，2004年11月，網站：https://www.aids.gov.hk/english/itc/resource/booklet_2004_1b/chi_index.htm#app1（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12日）。
[10] “WMA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 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 The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last modified July 9, 2018, 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wma-declaration-of-helsinki-ethical-principles-for-medical-research-involving-human-subjects/.
[11]〈【AIDS免疫】涉事醫院前主任驚爆：倫理審查申請書或造假〉，《蘋果日報》，2018年11月26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china/realtime/article/20181126/58961508（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2月12日）。
[12] Miou Zhou et al., “CCR5 is a suppressor for cortical plasticity and hippocampal learning and memory,” eLife 5 (December 20, 2016), https://elifesciences.org/articles/20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