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和「無用」的性教育

現代社會追求實效，性教育也不例外。然而，要量度一個性教育課程的實效比量度其他術科和學科更為困難。本文就鳥瞰各種量度性教育成功與否的思維，最後作出反思。

 

在不同環境裡進行的性教育

在香港，很多性教育課程是在校園內進行，但亦有一些是在醫務環境裡進行，有些課程甚至是在家中或教會裡進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課程的受眾、受眾期望以及隱含傳遞的訊息，均有很大差異。例如，學校往往代表某種主流和傳統價值，而醫務機構則代表某種衛生觀點。[1] 一個中學老師在校園內拿著假陽具教授使用安全套的方法，與一個醫務人員在醫務環境裡做同一件事，受眾接收的訊息會非常不同。

故此，有學者強調在回顧不同的性教育研究時，就強調應分開設計和量度在不同環境裡進行的性教育課程。[2]

 

以知識為量度標準

以知識為量度性教育成效的標準十分常見。香港家計會每五年進行一次「青少年與性」的調查，對受訪者提出12條有關性知識的問題。在2016年，家計會發現該年中三至中六男女學生的性知識，平均得分都是8.3分（滿分是12分），比2011年平均低了0.75分。[3] 會方亦在調查建議部份呼籲學校加強全面的性教育。[4] 可見對家計會而言，「性知識」的得分與「性教育」的成功與否有很強關連。

這種量度方法有不少可批評之處。一來，調查中問題內容有時比較冷門，像「冷知識」多於有實用意義的常識。例如，一個由「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所作的調查就曾經問「陰莖長短是決定男性性能力的指標之一」的是非題。[5] 二來，知識與實踐有一定距離。一個人知道安全性行為是只有單一性伴侶和使用安全套，但他不一定會如此做。三來，性知識不足的人也不代表不會進行安全性行為。

 

以意向調查為量度標準

另一方法是直接詢問受眾的意向。例如由關懷愛滋等團體所作的「『正面性教育』課程設計及成效」研究，除測試性知識外，亦調查了受訪學生在課堂前後對「使用安全套態度」的改變，由4分上升到4.4分（分數愈高，代表對使用安全套的態度愈正面，最高分為6分）。[6]

這方法同樣有不少限制，例如受訪者可以「態度改變，行為照舊」，表示會使用安全套的人在實際性交時不一定會用，亦不代表他們每次都會用。

 

以實際行為為量度標準

由是，有些研究方法是量度受訪者的實際行為；而量度哪一種行為也大有學問：

 

1. 使用安全套

普遍認為安全套是最有效的避孕和預防性病方法，因此很多研究都集中詢問受訪者在使用安全套方面的行為有沒有改變。假如一項性教育課程可提高安全套使用率，便假設該課程是成功的。

 

2. 恆常使用安全套

然而，有研究顯示只有恆常地使用安全套才能減低感染性病的風險。[7] 有研究指出不規律地使用安全套與增加感染淋病和衣原體的風險，兩者是有關聯（was associated）。[8]

故有學者指出，很多性病和性教育研究詢問受訪者「上一次性交有沒有使用安全套」，事實上並無意義，真正要量度的是受訪者有沒有「恆常使用安全套」（consistent condom use）。

 

3. 初次性行為年齡及性活躍程度

由於很少性教育課程可提升恆常使用安全套的比率，有些人認為或許這目標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課程應以延後青少年發生性行為的年齡及降低性活躍程度（如問有多少個性伴侶）為目標。

 

不同的量度標準指向同一目標

事實上，上述所有的標準指向同一目標：成功的性教育被視為可減少性病和意外懷孕。不同的指標不過是研究者認為可預測達成以上目標的中介。

在這意義上，不論是採用「規避風險」（risk avoidance）或「減低風險」（risk reduction）的進路都是「負面」的，即要阻止一些事發生。

事實上，如果減少性病和意外懷孕就是性教育的目標，那麼學校課程可能不是最佳的手段，廣告、教育節目等宣傳可能更有效。

性教育不應只是「性交教育」、「性知識教育」或「危機管理教育」，而應是「關係教育」。因為「性」就是「關係」，除二人的關係之外，還會產生第三者（也就是懷孕）和新的關係。由是觀之，「性教育」的目標應是培養一個可以承載和俯就他人生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