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阿豬阿狼之上談政治…

── 生命倫理錦囊 第9期
30/03/2012
專欄: 
生命倫理錦囊

2012年是名副其實的「世界選舉年」:由年初台灣、俄羅斯、法國的大選,到年底的美國總統選舉。當然也不能不提中國也進行領導人換屆。總計下來,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四個國家正值轉換領導層的時期。[1]而現今經濟環境下滑,不明朗的前景更使民心容易思變,因而選情變化時有發生。
 
正如國父孫中山所言:「政治乃是眾人之事。」[2]可是,在教會中政治是陌生的:尤其是在基督教「政教分離」傳統上,談論政治成了禁忌,參與政治就更不能想像了。「你不找上政治,政治卻會找上你」。事實上,教會從來都是在積極參與「眾人之事」的。基督教來華,除了傳教活動,在社會服務及興辦教育等方面便有相當成
就。[3]
 
基督教本身著重人的價值觀,宣傳平等、博愛、犧牲精神,這與中國傳統上的政治、文化難免產生衝擊。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可說是晚清的革命運動。除了我們熟悉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原來早期參與革命的人士,大部份都是基督徒,[4]如孫中山的信仰導師和良師益友王煜初牧師、也有「剪辮不易服會」的關景良等。[5]這是一般歷史和教會都遺忘了的事實。
 
而在近代香港,教會也在政治發展上有著不同的角色。早在60年代,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成立,為工人爭取權益,是本港近代工運的開山鼻祖之一。[6]及後香港面對回歸問題,教會也回應時代需要,發表《信念書》。[7]港英政府後來逐步推行代議政制,在爭取「八八直選」運動和89年的「六四事件」中,基督徒也佔有一席位。[8]
 
可是長期以來,本港教會普遍對政治冷感。除了一些專職的機構,[9]以及這幾年間一些大是大非的,如「反對廿三條」和「七一」遊行,有一些教會組織參與外,多數政治活動都與教會絕緣。[10]事實上,雖然在以往幾屆的特首選舉中,基督教界別在宗教界選委中分別有七至十席,但在幾屆選舉中信徒參與度都偏低,教內亦因應否參與這「小圈子選舉」而引發激烈的爭論。[11]
 
2012年的特首選舉,很多人都不值兩個建制派候選人的所為,以為政治都是權術手段和不能碰的Dirty Works。[12]但其實政治學本身內涵是相當豐富的。[13]
 
今天很多我們著重特首和公職人員應有的誠信,以至常常談到的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三權分立等思想,其實都是由基督教思想中孕育出來。事實上在「政教合一」與「政教分離」之間,中間思考的空間是很大的:不「參政」,是不是連「論政」也不能?

政治的信仰反思

“No society has been able to abolish human sadness, no political system can deliver us from the pain of living, from our fear of death, our thirst for the absolute. It is the human condition that directs the social condition, not vice versa.”

沒有一個社會能夠消除人類的悲傷,也沒有政治體制可以將我們從痛苦的生活、死亡的恐懼,以及在絕對的渴望中釋放出來。是人類的狀態引領社會,而不是反過來由社會的狀態引領人類。
~Eugene Lonesco
 
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體制是完美的,消極地說只有Lesser Evil,即在兩惡,又或是在多惡當中選取沒那麼差的一方。很多人認定某一政治體制、某一黨,認為只有它才能為當地居民帶來福祉。但實際上,單單一個政治體制或黨派,而沒有高質素的管理階層人員或人民,任何體制都可能變得可怕。

多年前,日本著名小說家田中芳樹博士筆下的《銀河英雄傳說》,透過不同政治制度揭示在上位者的野心及貪婪。銀河帝國造就了一班壓搾人民的貴族,但奉行民主體制的自由行星同盟也不見得好,當中的政客只專注貪污及弄權,疏於履行民主所應承擔之義務。而當帝制派與民主派打過你死我活時,宣稱獨立的自治區並非真的中立,一心只等著他們兩敗俱傷,好坐享漁人之利。整個宇宙都因人類的貪念而戰亂頻繁。最後,由本身出自帝國,卻一心希望推倒腐敗貴族的萊因哈特統一宇宙,惜他英年早逝,臨死前立其幼子亞歷山大為帝。但他並不堅持帝制,他任命皇后為攝政王,遺言是:「皇后,你一定可以比我更賢明地統治著宇宙吧?如果改行立憲體制也好。不管如何,在所有生存的人當中,由最強大最賢明的人去支配宇宙是最好的。如果亞歷山大•齊格飛沒有這樣的力量,就沒有必要讓羅嚴克拉姆王朝繼續下去了。一切都照你所希望的去做,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萊因最後的遺言反映了田中芳樹所渴望的理想政府制度——最重要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一個能力與賢名兼備的領導者。可惜,合乎作者人選的堯舜禹湯已久作古人。現實中,也很難再出現上古四明君這類領袖(又或者,他們的德政大部份是虛構出來的)。即使在聖經當中,也很難尋找上述人物。最得以色列人讚賞的大衛王,也曾奪人妻子,殺害忠臣(撒下十一)。可見有信仰的人也不一定能抵擋得住權利的誘惑。[14]這亦反映了一個事實,只要當權者稍為利慾薰心,被權力操縱,變得腐敗,無論任何制度,他們都有可以從中謀取私利。
 
世上沒有完美的人及制度,只有在某一時期,當大部份人民認同某一政治體系較為完善時,它便有較大可能成為這個群體採用的制度。在此事上,神是絕對「民主」的,祂容讓祂的子民選擇自己喜愛的政治制度,即使此制度明顯地是對神權政治的不滿(撒上八7),[15]縱使祂的子民要為此付上沉重的代價(撒上八11-17),甚至他們日後會為此而後悔(撒上八18)。神當初興起摩西及無數士師拯救以色列人,也教導祂的子民律例典章。但到了撒母耳的時代,以色列人因受外族嚴重的威脅,感到不安全,漸漸不滿這一種透過隨時候命的士師,來仰仗神「臨時」的保護,[16]而開始羨慕其他國家,有君王治理他們,帥領他們出征,為他們作戰,為此他們求撒母耳記為他們立一個王(撒上八5),而神也答應他們立王的要求(撒上八19-22)。[17]一方面,當初以色列人要求君主制時,一方面是希望如列國一樣有一位王保護他們;但亦有另一個重要因素,便是當時一直為神委派的撒母耳年紀老邁,他雖立其兩個兒子為士師,但他們卻「追求不義之財,收受賄賂,屈枉正直。」(撒上八1-5),由於他們多行不義,迫使以色列人不得不尋找另類政制。[18]
 
以色列的歷史發展下去是順利地爭取了君王統治,但國家卻並未因而順利地屹立不倒。根據聖經,她後來被列國打敗,不在於兵少馬弱,而在於國家由上至下,都偏離了神的道。所謂「上行下效」,在上位者違背神的教導,人民自然難以認同「行公義,好憐憫」。神曾藉著多位先知指出祂子民的罪孽,西番雅是其中一位,他代神宣告耶路撒冷有禍,因為城中充滿叛逆、污穢、欺壓人的事情(番三1)。此城不但離棄神(不聽話、不受管教、不依靠神及不親近神)(番三2),當中的領袖、審判官更做盡掠奪的事情(番三3)。
 
國家的存亡有賴於上位者的管治能力,但也與在上位者的德行息息相關,若然在上位者貪得無厭、腐敗無能,容許有權有勢者壓搾、剝削平民百姓,不理他們死活。歷史告訴我們,總有一天,最安定繁榮的國家也會出現大批起義之士,圖謀革命,改變不公義的事情,就如當初法國大革命推翻了欺壓平民的君主帝制。更何況,神對於不義之事,祂從來都不會坐視不理(番三7)。

或許很多信徒也會如哈巴谷先知一樣,追問神為何不處理奸惡、毀滅、強暴、紛爭和相鬥的事情(哈一3),導致律法鬆懈、公理無法彰顯(哈一3),以致惡人欺負義人,顛倒是非(哈一4)。或許,在人眼中,神的審判是遲延的,也未必會按人的想法施行審判(哈一5-6)。但最終,義人與惡人的結局不一樣:「義人必因信得生」(哈二4),而貪財之人面對的必是死亡(哈二5)。
 
神所關心的,不單是祂的子民是否信靠祂,也在意他們的道德層面。[19]另外,神不會只察看當權者又或是制度上的不義,也關注一般子民有否參與這些不義。所以,面對不公義的政府、不公義的制度,結構性的罪時,信徒即使無能為力,也並非完全無事可做。一方面,我們可以不同流合污,盡量警醒,不參與欺壓他人的行為。另外,信徒也可以團結起來,同心反對不公義的事情,為受欺壓的人發聲。

天國子民,也是地上公民

我們除了有天國子民的身份,也在地上有著公民的職份。我們理應將信仰行在地上,按自己不同的身份,恰如其分地表達意見,這並不等於「宗教霸權」。我們的信仰也是「見得人」的,不應只躲在教會的四面牆內,孤芳自賞。

 


 
[1]The Economist: The World in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theworldin/2012
[2]孫文《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一講》。原文是:「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
[3]其實在這方面教會的確創造了相當多的「第一」:如中國第一份民間報刊《遐邇貫珍》就由英國傳道會所屬的英華書院印刷。英華書院則是本港辦學歷史最長的書院。
[4]由1895年廣州起義和1900年惠州的多次起義,都是由基督徒領導的,只是後來不滿政府的人漸多,才有更多非信徒參與革命。參梁壽華牧師:《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
[5]關景良是孫逸仙同學和宿友,常與「四大寇」暢談革命事業。由於父母反對,沒有直接參與革命。1910年成立「剪辮不易服會」作為對滿清政府的無聲抗議。由此看出,基督徒在參與革命運動中,也是帶有不同向度和理念,有支持革命的,也有只支持改良社會制度的,並不是鐵板一塊。參歷史劇:《風雨橫斜》劇情簡介及人物介紹。
[6]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於1959年成立,後來發展出職工會聯盟。可是在香港教會中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有評論甚至形容工委會令教會難以確定它是「社會良心」抑或「搞事份子」,身份弔詭。參湯泳詩:《「社會良心」抑「搞事份子」: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歷史之研究》。
[7]1984年,八十多位來自不同宗派的教會人士共同發表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信念書」),就香港的政治前途發聲。網址:
 http://www.hkchurch.org/mission/sub/a.htm
 1974年由英國神學家史托德(John Stott)起草,2,700位來自150個國家的福音派領袖共同發表的《洛桑信約》,肯定了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兩者同樣是教會的主要使命。
[8]爭取「八八直選」是指86年第一次高山大會訂出了要爭取八八年立法局議席要有一半直選產生。八七年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合委員會,成員中就有朱耀明牧師。朱牧師長期參與本港民主運動,包括「六四」營救民運份子的「黃雀行動」。
[9]較活躍的機構有:基督徒學會、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大公神學工作室、婦女基督徒協會、基督徒學生運動、飄流製作等。
[10]事實上,回歸以來最大型的基督教主辦社會行動,是較為民生性的「反賭波合法化遊行」,超過3000人參加。
[11]就以2011年選委選舉為例,有候選人以「搗亂」形式表達反對立場,多次針對親建制立場的候選人,甚至作出侮辱缺席者的行為。詳細資料可參陳永浩:〈爭議重重的2011基督教選委選舉〉,《燭光網絡》第81期,頁18。
[12]這一屆的特首選舉有三位候選人,包括建制派的梁振英、唐英年,和泛民的何俊仁。但兩位建制派候選人中,唐英年被爆出婚外情、懷疑有私生子、以至住宅僭建的問題,而梁振英亦被爆出西九漏報利益、以及江湖飯局、對廿三條強行立法建議出動防暴隊、縮短商台續牌年期等傳聞。最後更有唐懷疑洩露行政會議機密內容等情況,市民對於這次充滿真假黑材料的選舉深表無奈,港大在選前的民調中,白票佔了54.6%(121,580張)。最後梁振英以689票,當選第四屆行政長官,另一候選人唐英年獲285票,何俊仁獲76票。
[13]簡單而言,由政治(Politics)到作為學術研究的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中,就有不同的理念範疇,如意識型態、研究方法、政治價值觀、政治體系、管治結構、政治層次等不同的方向。參海伍德著(Andrew Heywood),蘇子喬譯:《政治學的關鍵概念》。
[14]參Stephen Charles Mott,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13.
[15]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著•黃龍光譯,《基督教舊約倫理學》(台北:校園書房,2011年),頁289。
[16]同上,287。另參Joseph Jensen, God’s Word to Israel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88),123.
[17]Henry Preserved Smith,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s of Samuel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2), 55.
[18]同上。
[19]Richard D. Patterson, Hahum, Habakkuk, Zephaniah: An Exegetical Commentary (Biblical Studies Press, 2003),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