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眼看全球化與貧窮

在香港舉行的第六次世貿部長級會議在去年底曲終人散，最令香港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南韓農民以三步一跪拜方式進行示威(見圖)，表達世貿的決議如何影響他們的生計，他們的舉動確實贏盡香港人的同情和好感，不過亦有不少香港人對他們在灣仔衝擊警方防線的情景仍猶有餘悸，認為他們不應採取過激烈的行動。不論你認同世貿與否，都不能否定是次在香港舉行的會議確實有很多值得我們反省的地方，而本文則嘗試從香港的角度看全球化與貧窮的關係。

何謂「全球化」(Globalization)

從經濟學的角度，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慾望是無限的，因此社會需要共同協商一個有效和公平的分配機制。隨著蘇聯在1991年解體，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以美國和西歐國家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在國際經貿往來中佔有壓倒性的領導地位，令市場價格機制(Market Price Mechanism)成為世界唯一分配資源的準則，而國家則專注於生產有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的產品，並在國際市場售賣剩餘的產品，以賺取金錢向其他國家購買其他所需物品，即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當國與國的國際經貿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的同時，一些大型企業亦紛紛進駐外國，在當地設立連鎖銷售點(如：迪士尼、麥當奴)，售賣本國生產的貨品─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但隨著科技(尤其是互聯網和無線通訊)的發展和廣泛被應用，國際社會間的聯繫更加緊密，拉近國與國，群體與群體，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即使身處於千里之外的地方亦能影響在本地發生的事情，所以在本地發生的事情不單與外面的世界有關，更會實實在在的影響著每一個人。
 
因此，在全球化下，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已沒有以往般重要，因為全球化打破以往以國家(Nation)為本位的國際化與跨國化的互動關係，是由下移上(bottom-up)的現象，並不單純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融合，而是將生產分拆，以降低成本的原則，將工作分散或轉移至不同的地方，所以已發展地方(如：香港)的政府傾向將公營事業私有化，以減低其對市場的參與度和營運成本，而企業亦傾向將人口密集生產模式(Labour-intensive production)的產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地方(如：中國內地)，並專注在本土發展高增值的產業，所以全球化是透過科技將時空壓縮(Time and Space Compression)，促成一個無邊界的世界(Borderless World)，即所謂的地球村概念(Global Village)。

全球化與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

全球化強調國際大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按國家本身的地理、人才、資源和發展優勢，專注於某個生產程序或生產特定的貨物，藉此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Synergy Effect)。因此自由貿易是全球化最大的催化劑，自由貿易成功落實，有賴各國政府放棄貿易保護主義，取消所有貿易障礙，讓各國貨物自由往來，藉此帶動各國的經濟活動，令世界上有更多人受惠，所以在二次大戰後，以美國和西歐國家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成立很多鼓吹自由貿易的國際性組織，以確立一個統一和各國政府接受的經濟制度，較為香港人熟識的有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近期新聞的焦點─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在西方社會的『努力』下，自由貿易幾近成為各國政府經濟政策的共同目標，令自由貿易成為國際社會唯一認同的經濟制度，連自蘇聯解體後，全世界最大、最具實力的非資本主義國家─中國，也向現實低頭，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這個鼓吹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家庭。
       
一方面，有不少國家和國際性組織將世界經濟推向一體化，另一方面各個國家和城市為求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中保持其相對優勢，甚或至脫穎而出，不惜一切將自己經濟轉型，為自己的經濟創造有利在全球化下競爭的條件，稱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因此，發展中地區願意充當發達國家的世界工廠，而已發展的城市則極力發展成其所屬地區甚或至世界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如香港政府將香港包裝為亞洲的世界城市(見圖)，強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是世界通往中國內地的窗口城市，更加是東亞地區的經濟樞紐。

香港與全球城市(Global City)

香港自二次大戰後經歷多次經濟轉型，適逢中國大陸內戰和國際社會在『抗美援朝』期間對大陸的經濟封鎖，令大量資金、技術和勞動力擁入香港，使香港製造業有長足的發展，與此同時，由於工商業的發展和上佳的地理優勢，香港的金融中心和轉口貿易的地位亦在國際貿易中佔有重要席位，及後中國內地提出改革開放政策，香港的廠商慢慢將工廠移進內地，內地成為香港的『後廠』，而香港則扮演著『前舖』的角色，主力負責接訂單和對外溝通的工作，並專注發展第三產業，使香港繼續成為舉世聞名的國際城市。
       
隨著全球經濟漸趨一體化，香港特區政府為了尋找出路，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和發展潛力，不惜改變過往殖民政府一直沿用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主動為香港提出發展藍圖，希望香港專注發展高增值的行業，甚麼數碼港、中藥港、世界成衣中心的大計應運而生，一個接一個。姑勿論特區政府提出的發展大計是否成功和可行，但無可否認的是全球化為香港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亦為香港政府帶來艱巨的挑戰。
 
有別於過去的經濟轉型，低技術的廉價勞動力是香港轉型的一大動力，但現在的經濟轉型，所需要的並不是這些勞動力，相反需要的是一些有技能、有學識的專業勞動力，因此市場一方面對這些勞動力求才若渴，另一方面，一些低技術、低學歷的中年勞工卻面臨結構性失業問題，若問題未能解決，將引致嚴重的社會問題。

 
支持？反對？

其實全球化孰對孰錯，支持和反對的陣營誰是誰非，確實有不同的論述，問題是你站在那一個位置看這個問題。若你是南韓或中國農民，你或許會反對自由貿易的機制，因為此舉令農產品在缺乏國家的保護下，直接與發達國家的受保護農產品競爭，影響生計。不過從國家的層面來看，開放市場除了引入外來貨品的競爭外，更同時為國家引來外國的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和所需技術，這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所需。
世界貿易組織指出，自由貿易的理念是1：
1.     為世界帶來和平
2.     提供平台解決國際間的貿易紛爭
3.     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機制，讓小國有發聲的
        空間，而大國亦要跟隨各國協商的機制
4.     減低人民的生活成本
5.     讓消費者有更多優質的選擇
6.     增加貿易往來，增加國家和個人的收入
7.     刺激經濟增長，製造更多就業機會
8.     令生產更具效率，減低經營成本
9.     讓政府的視野更闊，不再糾纏於狹隘的單一利益
10.   促進更好的管治，減低貿易往來的『未知數』
 
從表面來看，相信大多數人均會認同自由貿易的理念，但為何仍有人會專程坐飛機來港表達反全球化和反世貿的訴求？究竟是自由貿易的理念出了問題？還是執行這個機制時出現人為誤差，令一部份人受害？前世界銀行副總裁、克林頓經濟顧問團主席、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z博士批評今日的世貿是極少數發達國家制定，但卻迫人人來玩的遊戲。他指出：『全球化是一個理想的概念，最終能實現應該是好的。但問題是，現在人們所看到的推進全球化的方式，卻是一個不民主、不透明、損害弱者利益的過程2。』可見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偏向是人為問題，多於理念問題。
 
其實全球化並不是甚麼新事物，相反它只是在深化過往以資本主義模式發展的經濟進程，所以筆者偏向認同全球化是一個自然發展的普世性現象，它既可為國家和社會帶來正面的經濟影響，亦可為國家帶來沉重的社會問題，就如下雨一樣，雨水可以為農民帶來收成，亦可以為無數家庭帶來災害，因此問題並不是在於你是否支持或反對全球化，而是我們如何在享受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成果時，關心備受全球化影響的蒼生。

全球化與貧窮

香港是世界上最人口密集的城市之一，在這寸金尺土的地方，要發展以勞工密集為主的經濟活動確實是困難重重，加上香港缺乏天然資源，長久以來倚賴入口來支持市民的日常生活所需，所以香港十分重視以增值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來賺取外匯。正因如此，國際經貿往來越暢順，對香港的貿易活動越有利，同時香港亦可享受世界市場開放後，以較低的價錢入口較高質素的貨物，可見香港確實是全球化下的得益者。
 
可是，全球化真的沒有為香港社會帶來陣痛？肯定不是！正如前文所述，香港為了在世界經濟中保持一席位，在近年慢慢走向發展高增值的知識型經濟，令社會對有學識、高技能的專業人才需求增加，同時一些低技術、低學歷的勞動力卻因為產業北移面臨結構性失業，成為邊緣勞工(Marginal Worker)。根據樂施會在2000年進行《香港『邊緣勞工』近年的發展研究》3，邊緣勞工是指那些被排拒在勞動力市場邊緣的勞工，其實邊緣勞工一直存在，但他們在過去仍可透過努力、肯拚肯捱，成為小商販、小廠戶或升職成為主流勞工(Mainstream Worker)，令主流勞工和邊緣勞工的分野並不是太明顯，但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大量勞工密集的職位北移，加上政府推行私營化和非公營化，令邊緣勞工的流動性大大降低。
 
該研究顯示邊緣勞工的數目由1996年的45萬增加至1999年的64萬，當中有21萬是失業人士；32萬是月入少於$4,500的貧窮勞工，10萬人因為找不到全職工作或因工作量不足而成為就業不足勞工。由於這些勞工的議價能力極低，令他們經常跌落『失業，就業/半就業，再失業』的循環當中，即使找到工作，收入亦不會太高，使他們未能享受近年香港經濟復蘇的成果，處於貧窮的狀態。
 
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香港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0.525，是全球最高的已發展地區之一，反映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愈來愈嚴重。究竟他們是社會的『寄生蟲』？還是社會的『隱蔽群體』？香港社會對這班被受社會忽視的一群又曾否表達關心？他們又有否被社會排拒？這些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

香港彌迦行動

為此，明光社和其他關注此課題的基督教機構組成「香港彌迦行動」，並在去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前在報章刊登廣告，呼籲全港市民，特別是政府、商界、專業和社會領袖，關心社會軟弱無助的一群，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也要重視企業責任；強化市場競爭力，也要致力改善員工的福利。願我們有一個更仁愛的社會！

香港彌迦行動參與組織/ 機構

「教會關注失業行動」、施達基金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以勒基金、明光社、禧福協會、工業福音團契、城市睦福團契、新福事工協會、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時代論壇、香港基督徙學生福音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