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訊息和虛假訊息的模糊界線

在上一次和這一次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和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都成為了引人矚目的焦點。民主和共和兩黨的支持者都曾經發放錯誤訊息和虛假訊息，但這篇文章的主旨並不是要澄清這些資訊，在這裡我想探討的是責任問題。

根據一般的說法，錯誤訊息可能是一個誠實的錯誤，傳播這類訊息的人誤以為自己掌握了正確的資料，他們可能懷著好意去分享這些消息，希望以正視聽。舉例說，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以馬內利醫生（ Dr. Stella Immanuel ）聲稱羥氯喹可以治癒新冠肺炎，儘管其他專家批評這種療法的效用缺乏數據支持，但以馬內利醫生和她的追隨者真誠地相信其療效，看來她並沒有惡意，她無非希望懸壺濟世。

另一方面，散播虛假訊息的人明知道資料是假的，他這樣做是為了操控群眾、打擊敵人的聲譽，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2016年俄羅斯干預美國的總統大選，根據穆勒報告（Mueller report），2016 年，俄羅斯網軍創建了數千個虛假社交媒體帳戶來傳播虛假訊息，尤其是針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目的是挑起美國左右兩個陣營仇恨對方的情緒，加劇美國社會的兩極化。2018年，美國政府指控12名俄羅斯軍事情報官員涉嫌干預2016年選舉，並且已經發出了通緝令。

驟眼看來，後者當然要對自己造成的破壞負上道德責任，對於前者，或者可以用「不知者不罪」來開脫。然而，想深一層，有時候，錯誤訊息和虛假訊息的界線是有點模糊的，當很多人在未經過初步事實核查的情況下便散播錯誤資訊，從而造成了「資訊瘟疫」（Infodemic），到底這是否全屬無心之失，還是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做出這種行為呢？

筆者曾經向一些人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說法，然而，無論我引出了幾多有力的論據和可靠的資料，不少人會提出牽強的反駁，例如有人認為集體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加優越，我便引用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的論點，指出尊重人民的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嚴重的饑荒，相反，這種災難卻會發生在專政體制中。他馬上反駁說：在祖國從未發生過大饑荒！熟悉歷史的讀者可能會瞠目結舌。

我曾經在其他文章中討論過一個名為「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的心理現象，那就是愈無知的人卻以為自己知得愈多。但「不知者不罪」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藉口，其實，無知是選擇的結果！在心底裡，無知的人其實是自知的。打過比方說，當考試臨近的時候，一名學生預備不足，最後空槍上陣，在試卷上亂答一通，難道他不知道自己沒有讀書嗎？他膽敢在老師面前堅持自己的答案是對的嗎？正常的學生不會，因為他知道後果。然而，在沒有個人後果的社交媒體中，人們便可以選擇不負責任的無知。

提起民主體制，我不禁聯想起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主，他們都是以研究體制怎樣影響經濟發展而馳名，其中的阿塞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在2012年出版了一部名為《為甚麼國家會失敗？》的經典，在這本書中他們反駁了「無知假說」，一些學者曾經提出：執政者沒有選擇良好的制度，因而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崩潰，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甚麼是優良的政策。阿塞莫格魯和羅賓遜採用了很多資料去反駁無知假說，他們發現：其實決策者心知肚明，但他們往往為了短線利益和鞏固自己的權力，結果選擇了在長遠來說將國家帶向毀滅的道路。

這情況不單只發生在領導人身上，一般人亦會由於種種原因而選擇擁抱不正確的資訊。上面提過，很多人接到了有問題的訊息之後便照單全收，原因是這些訊息符合自己的理念、立場，這就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又或者這些訊息牽動了自己的興奮情緒，例如民族主義，這就是「社會身份認同效應」（social identity effect）。筆者認識不少擁抱有問題資訊的人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士，有些甚至是教授，他們應該有研究的能力和邏輯的思維。但即使不是學者，現在科技發達，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搜查資料。我質疑世界上有沒有絕對的洗腦，正如英文諺語所說：「在任何情況下，你仍然有選擇！」（You always have a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