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癮的「走地盤」

蘇恒泰    |   明光社項目主任(賭博監察)
30/09/2005

足球博彩活動在香港漸趨普及,既可為喜歡欣賞球賽的市民提供額外娛樂,又可為政府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去年博彩稅佔政府稅收近10%)。但另一方面,博彩活動的普及化卻同時為社會帶來其他隱含成本(implicit cost),近年,因賭博而輕生和引致的家庭慘劇已不再是特別的「新聞」,而病態賭徒人數和18歲以下中學生參與賭波比率持續上升亦逐漸失去社會的關注。


早在七十年代,外國已有學者開始關注持續蔓延的賭博問題,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1980年出版的《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三版)》(DSM-III)將過度沉迷賭博與濫用藥物和酗酒一樣定性為上癮行為(addiction),更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第四版手冊中,將病態賭博等同於精神活性物質的依賴(psychoactive substance dependency),[1]可見西方社會早已意識到病態賭博對社會構成的後遺症。


形成嗜賭習性的階段


其實賭徒開始參與賭博的原因是多元的,有人為賺取更多金錢,也有人因為刺激、寂寞、擴闊社交圈子等參與賭博。不過,大部份參賭者成為病態和問題賭徒前均經過以下階段:最初,他們認為賭錢十分新奇,享受當中帶給他們的樂趣;及後,賭博變成間歇強化的行為,令參賭者愈來愈沉迷其中。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指出,賭博行為可透過持續賭博而被強化的,每當有贏錢經驗時,其賭博行為便會被強化。可悲的是賭徒以為可以控制其賭博行為,其實他們是將自己推向深淵。[2]


梁國香和周兆鎏在《賭博:前因‧後果‧處理》書中指出:「賭錢的環境和運行會激勵(arouse)青少年的中樞神經系統。賭博好像一種刺激,要是參賭者適應了它的運作環境或模式,在習以為常之後,它就會失去原有的激勵力。[3]」所以賭博的上癮行為與藥物無異,兩者皆會令上癮者愈來愈依賴它來尋求「自我解脫」,而當上癮者適應了原有量數帶給他的激勵力後,上癮者需要更大的量數來達至原有的滿足感。[4]


最後,參賭者愈來愈依賴賭博來尋求滿足感,令其投入和專注度愈來愈高。眾所周知,參賭次數愈多,輸錢機會愈大,當參賭者贏回來的錢長期未能抵銷輸去的金錢,參賭者會開始面對精神上的問題。自此,參賭者的行為變得失控,不能由自己控制,而且還會變得更自我中心,忽視身邊的家人和朋友,每當不參與賭博時,更會坐立不安。


社會賭風越趨狂熱?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賭徒都有賭博問題,根據政府在2001年的調查,香港病態和問題賭徒只佔成年人口約6%[5],可見社會上大部份人均能有效控制其賭博行為,不過這不並代表我們可以輕視因賭博而引致的上癮問題,因為病態和問題賭徒的人數可因應社會環境的演變而改變,更何況該調查是在賭波合法化前做的,當時社會參與賭博的人口應該較現在低,而當社會文化對賭博的接受程度越高和可供投注的渠道越多,參與賭博的人數亦會隨之而增加,令問題和病態賭博的問題惡化,造成更多家庭問題。[6]

 

尤記得在賭波合法化前,報章體育版的資訊集中在報導戰果、賽前球隊的技術分析等方面,現在體育版真正有關足球的新聞買少見少,只著眼於落注分析和賠率報導,而一些非法外圍賭博網站的廣告亦可公然在數份最暢銷的報章上刊登,而負責經營足球博彩的馬會亦十分進取,不斷以打擊『外圍』為名增加投注玩法,還記得馬會當初只就四大聯賽(即英格蘭超級聯賽、西班牙、德國和意大利的甲組聯賽)開盤,玩法簡單,但兩年後,馬會的玩法已增加至超過20種,而受注的賽事已擴展至一些非頂級賽事(見表一),令馬會在去年度的總投注額上升至破紀錄的960億元,較賭波合法化前多出200億元(見表二)。試問社會的賭風在馬會和傳媒這樣的攻勢下,參與賭博的人數又怎會不會飊升?

 

表一:













馬會受注賽事
國家級(頂級) 世界杯、歐洲國家杯
國家級(次級) 洲際國家杯、美洲國家杯、亞洲國家杯、奧運
國家級(次次級) 中美洲金杯、世青杯、東亞足球錦標賽、國際足球友誼賽
球會級(頂級) 英國超聯、西班牙甲組、德國甲組、意大利甲組、歐洲聯賽冠軍杯
球會級(次級) 巴西甲組、法國甲組、荷蘭甲組、葡萄牙超聯、比利時甲組、歐洲足協杯、南美自由杯  
球會級(次次級) 蘇格蘭超聯、日本職聯、挪威超聯、瑞典超聯、芬蘭超聯、圖圖杯   、日本聯賽杯
球會級(次次次級) 英國冠軍聯賽、英國甲組、德國乙組
受注玩法
即場投注(走地盤)、自選過關(最多8關)、中場投注、主客和、套餐主客和、讓球主客和、波膽、讓球、總入球、入球單雙、半全場、入球大細、首名入球、孖賽半全膽、6寶半全場、冠軍

截至2005年8月30日

表二:馬會1999/00至2004/05年度的投注額







(百萬元) 1999/00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賽馬投注 83,417 81,532 78,159 71,465 65,025 62,661
六合彩 4,493 5,088 4,024 5,086 5,860 6,599
足球         16,063 26,731
總投注 87,910 86,620 82,183 76,551 86,948 95,991

資料來源:馬會年報、網頁


「走地盤」,非一般足球博彩


近日,馬會為迎接剛開始的球季,推出多項新投注形式,其中以俗稱「走地盤」的「即場投注」玩法最受外界注目,球迷可在開賽後按雙方球隊的表現,透過馬會網頁、電話和手機短訊不斷下注。在『走地盤』推出之前,賭徒原本只會在每場賽事投注一次,現在可按實際比賽情況不斷增加投注,變相鼓勵參賭者在一場賽事中不斷追加注碼,情況有如玩角子機一樣,只不過場景由角子機變成電視機,入錢幣拉機的動作變成透過電話和網上投注,而角子機的滾動結果卻變成球賽的現場情況。

 

根據澳洲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uncil)在1999年進行的調查,角子機是澳洲問題和病態賭博的根源,雖然問題和病態賭徒只佔成年人口的2.1%,但其投注額卻佔全國總投注額的33%,即281億港元,當中有43%是投注在角子機上。[7]報告亦指出,市民參與賭博的方便程度、政府角色、賭博資訊流通性、營運者的經營手法等均是賭徒形成嗜賭習性的重要社會因素。角子機在澳洲非常普遍,差不多所有便利店均有擺設角子機,而政府當時在賭博防治教育的工作上明顯不足,加上沒有適切的政策和宣傳工作[8],令澳洲成年人參與賭博比率高達82%[9]

 

正因為『走地盤』的性質與角子機太近似,若參賭者不斷追加賭注,會較容易出現角子機式的非理性投注,只要偶爾投注的球隊入球或佔有一面倒的攻勢,參賭者的賭博行為便會被不斷強化,刺激其中樞神經系統,更透過增大賭注來滿足其原有的快感和樂趣,增加參賭者成為病態或問題賭徒的機會。更令人擔心的是在明年舉行的世界杯,因為參賭者可連續一個月就64 場舉世觸目的賽事不斷下注,這儼如連續一個月下注角子機。


推行責任賭博政策,政府責無旁貸


英國卡迪夫法律學院教授David Miers認為合法賭博的目標是提供足夠的賭博設施、條件和空間來滿足社會大眾對賭博的需求,不然,那些未能滿足的需求會由非法賭博提供者來滿足[10]。這與馬會經常向社會大眾傳遞訊息相符,認為最有效抗衡外圍賭波集團的方法是不斷推出不同的玩法和宣傳。不過,Miers論點的核心是希望政府在推出新賭博方式滿足社會需求前,政府應同時提出相應的方法來壓抑市場過盛的需求和供應,如:加重投注和經營非法外圍人士的罰則,就如各國政府處理毒品的手法一樣,讓賭注重回合法渠道。

 

其實,政府、市場和市場參與者均不能透過各種方法來完全消滅黑市(外圍)的存在,因為只要社會有需求,總有人會願意承擔更大的風險博取更大的回報[11]。因此,政府需要做的是透過立法和執法盡量避免黑市和市場失衡(market failure)的情況出現,而不是讓營辦團體無止境與黑市競爭,這只會令社會的賭風愈來愈熾熱。

 

最令人疑惑的是眼見馬會不斷推出新宣傳和玩法、傳媒體育版的資訊已偏離體育的本質、非法外圍網站可公然在報章登廣告、青少年參與賭波人數不斷增加、問題賭博問題愈見嚴重等情況,政府仍未有實質行動檢討現行賭博政策。馬會的足球經營牌照將於明年屆滿,希望政府盡快公佈規管馬會運作的實務守則的修訂內容,並將之加入發牌條款,逼使馬會履行社會責任,不要置持續蔓延的賭博風氣和病態賭博問題於不顧。


 
[1]Walker, Michael. (1996). The Medicalization of Gambling as an “Addiction” in Gambling Cul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Jan Millen (eds.) Routledge. Page 223-242.


[2]Walker, Michael. (1992). The Psychology of Gambling. Pergamon Press.


[3]梁國香、周兆鎏。(2005)。青少年的賭博行為。賭博:前因‧後果‧處理。三聯書店。頁67


[4]Walker, Michael. (1996). The Medicalization of Gambling as an Addiction in Gambling Cul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Jan McMillen (eds.). Routledge. 223-242.

 


[5]Centre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01). Report of a study of Hong Ko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Gambling Activities. Page 42


[6]Abbott, Douglas A., Cramer, Sheran L. & Sherrets, Steven D. (1995). Pathological Gambling and the Family: Practice Implications.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 76. Page 213-219


[7]Productivity Council. (1999). Inquiry Report on Australia’s Gambling Industries. Vol.1. Page 19-22.


[8]Same. Page6.5-6.14


[9]Same. Page12


[10]Miers, David. (1996). Objectives and Systems in the Regulation of Commercial Gambling in Gambling Cul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Jan McMillen (eds.). Routledge. 288-311.


[11]Butterworth, John. (1994). “Production and Control”. The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and Black Markets. Avebury. 4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