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一種寬容

宗教自由，是一種行使自由，除了在教會中祈禱、讀經、默想及崇拜，也包括一個人能根據信仰原則生活，並能服從神的指引做事。因此學校、醫院、孤兒院可以由不同信仰人士開辦，他們亦可以按照神給他們的異象，用自己的方式開書店、診所、咖啡室等。廣義來說，因為宗教自由牽涉人生活的不同層面，所以不同人因著不同宗教而出現衝突在所難免。[1] 如此這就產生兩個問題：我們的自由該去到哪裡？我們的寬容有沒有底線？

宗教從「獨大」走向「寬容」

基督宗教本來是一個非常沒有自由、唯羅馬天主教獨尊的狀態。直到宗教改革時期，歐洲經歷了三十年戰爭，並簽訂「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後，讓各國可以自行訂定官方的信仰派別。人民亦可以不跟隨信奉國家的官方信仰派別，自由信奉其他派別。

可見，能自由地選擇宗教信仰，本來就是一種「寬容」。

及後歐洲人移居到美國，不同的宗派亦互相尊重，所以視宗教自由為非常重要的教條，因為只有互相寬容及尊重，才會有更大的自由。自由，在歷史的角度來看，從來都伴隨著一種責任：一個必須能對不同意見寬容的社會，才會有真正的自由存在。

真正的宗教寬容是「自由」

怎樣才是對宗教「寬容」？「寬容」又有沒有界線？洛克(John Locke)在《論宗教寬容》提及，宗教應該將信念和行動分開，及後發展出「宗教領域」和「世俗領域」的說法。(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期《教會歷史中的去神權及去基督化》一文。) 不過這種二分法並不理想，忽略了部分對服侍或參與社會有異象領受的人。這種過分的切割，反而沒有達到對宗教寬容的效果。

另一個說法就是根據米爾(John Stuart Mill)對自由的理解──如個人的行為會對他人構成傷害，該行為便應受到控制；即是說在不傷害他人的原則下，最大程度的自由應該受到保護。可是有很多人往往會透過重新定義「傷害」，將「不傷害別人」的底線降到無限低，如此減低對個人行為的限制，亦看似帶來更多實踐「宗教自由」的問題。

從「不傷害他人原則」下，可推演出另一個考量，就是當踐行宗教信仰時，會否因他人對宗教的不寬容而被指責，甚至違法。當該人的行動是因信仰的緣故而行，而被指為犯法時，亦在反映法例會否過緊而需要作出修訂。要處理宗教自由與違法的衝突，首先要界定該行為是否屬於宗教行為；若這個行為被判違法，會否對信仰構成干擾，影響他人選擇或實踐該信仰的自由。

宗教自由在香港

如果將對美國宗教自由的理解放在香港，則大有不同。香港原本就是一個相對地宗教多元的地方，我們尊重不同信仰群體的傳統，不會因為任何人的宗教而作出歧視。在這個「寬容」的背景下，我們發現信徒遇見信仰問題，都採用相對迴避的方法。面對社會的敏感話題，不會像外國一些教會般勇於表達，反而選擇以聖俗二分的方式去處理，漸漸就產生自我審查的狀況，甚麼議題都是禁忌：雨傘運動很敏感、同運議題太複雜、其他公共政策一概以不同的理由去選擇不回應。

這種不回應的方式最後令我們不自覺地失去對寬容的界線的了解。我們習慣避開敏感議題，就像傳媒因著自我審查，在稿件還未交給編輯，因著某些意見可能「出唔到街」，結果就自動消音。於是我們的信仰避開了社會議題，天天只談論天國福音，聽道而不行道，不能實踐信仰的核心，信仰因而變得「離地」。

享受仍可實踐信仰的自由

因此由今天起，為了實踐自己可享有的宗教自由，請不要害怕，要將自己相信的說出來。與其擔心《性傾向歧視條例》通過後，你不能再說「同性性行為是罪」，倒不如今天就開始傳講相關訊息。信徒生活中有很多部份，在世俗的人眼中都是希奇古怪的；不准婚前性行為、每月十一奉獻等，這些在信徒看來是信仰的實踐，我們就應該說出來，做出來。

唯有這樣不斷實踐，我們才會知道，當有一天我們再不能做這些事的時候，才發現已經失去原本享有的自由，也失去實踐宗教信仰的寬容。我們唯有將信念踐行下去，才知道每一天都要珍惜所享有的自由。

請勿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