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廉租屋博物館：歷史就是現在
地區：美國
時間膠囊在眼前展開
紐約市下東城果園街（Orchard Street）的廉租屋博物館（Tenement Museum），不是那種靠宏偉建築或稀世珍藏吸引遊人的博物館。這裡沒有富麗堂皇的大廳，也沒有價值連城的名畫；它保存的，只是幾棟斑駁、狹窄的舊公寓，以及一些普通人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痕跡。然而，正因為普通，才令人難忘。
廉租屋博物館提供很多導賞團，我參加了其中一團，這個團所涵蓋的範圍橫跨果園街97號和103號。導賞員領著我們踏上97號那道狹窄的樓梯。大樓建於1863年，樓梯至今已超過一百六十年，甚至比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國家還要早八年。當年從中歐來到紐約的移民，可以說自己來自普魯士、巴伐利亞，或者說德語的歐洲；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統一德國，當時還沒有出現。
從1863年至1935年，約有七千名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人曾經住過這棟樓。他們帶著不同的語言、宗教、鄉音和夢想，卻爬過同一道樓梯。1935年，面對新的住宅和消防法規，業主認為改建費用太高，決定停止把樓上用作住宅；住戶陸續搬走，住宅部分被封閉。此後五十多年，樓上的房間幾乎沒有再被改動，直到博物館創辦人重新推開那些門，一段被塵封的移民生活，像時間囊一樣重新出現在人們眼前。
我站進其中一間約三十平方米的公寓，這裡有三個光線微弱的房間。大樓早期沒有室內自來水，也沒有室內廁所；住戶要到後院的取水設施打水，使用四格戶外公廁。住在五樓的人，一桶水要自己提上去；如廁、洗衣、洗澡，又要再走下來。今天我們扭開水龍頭，水便流出來；按一下開關，房間就亮了。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日常便利，原來都曾經是奢侈品。
丈夫失蹤的猶太婦人
住在這裡的娜塔莉‧岡珀茨（Nathalie Gumpertz），是一名來自普魯士的猶太移民。1874年10月17日早上，她像往常一樣送丈夫朱利葉斯‧岡珀茨（Julius Gumpertz）出門工作。丈夫去了鞋廠，卻從此沒有回家。那是1873年金融恐慌之後的漫長經濟蕭條，失業席捲城市，男人突然失蹤的情況多得連當地德文報紙也設有「失蹤丈夫」的欄目。
娜塔莉沒有太多時間悲傷，家裡還有孩子要養；她開始替人做衣服，在這間狹小的公寓裡幹活，每星期大約賺八美元，靠一針一線養活三個女兒。她找了丈夫九年。後來，朱利葉斯的父親去世，留下約六百美元遺產，但在法律上，娜塔莉仍然是一名「已婚女人」，無法自由處理原本應歸丈夫所有的財產，於是只好向法院申請宣告丈夫死亡。這是一個很奇怪，也很殘酷的法律悖論：一個男人早已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但他的法律身份仍然留在那裡，像一道看不見的門，把她擋在自己的生活之外。1883年，法院終於宣告朱利葉斯死亡；1886年，娜塔莉帶著女兒和那筆錢離開了這棟公寓。然而故事還沒有結束：博物館後來的研究發現，1885年的辛辛那提市民名錄中，竟然出現了朱利葉斯‧岡珀茨的名字，職業是小販。一個被法律宣告死亡的人，在另一個城市，仍然活著。
血汗工場是合法的
同一棟97號公寓裡，另一個家庭留下了另一種故事。哈里斯‧利維恩（Harris Levine）和妻子珍妮（Jennie）約在1890年從東歐來到美國，幾年後便把自己的家變成一間小型製衣工場。「家」和「工場」之間，沒有一道門：客廳是工場，廚房是工場，臥室旁邊也是工場。幾名工人加上一家人，就擠在大約三十平方米的空間裡；最擁擠的時候，生活和工作幾乎完全疊在一起。成衣需要熨燙，熨斗裡裝著燒紅的煤炭，重達十八磅，約八公斤；熨衣的人站在廚房裡，緊挨著燒煤的爐子，空氣不流通。那個爐子既是工業設備，也是珍妮替家人煮飯的爐子。
1892年，紐約州的工廠稽查員曾經留下這間製衣工場的紀錄，這個細節反而最令我不安：有人來過，有人看見，有人記錄。當時紐約已經有工廠法規和稽查制度，只是法律的標準和保障仍然十分有限，許多今天看來難以置信的工作環境，在當年仍可能被視為正常，甚至合法。歷史有時候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社會完全沒有規則，而是社會曾經把一些今天不能接受的事情，視為理所當然。
製衣工作磨去了指紋
大約八十年之後，另一批移民來到同一條果園街。黃太太一家住在103號。1965年，美國改革移民法，廢除了舊有以國籍和族裔為基礎的配額制度，大批亞洲移民重新獲得進入美國的機會。黃太太1965年來到紐約，1968年搬入103號；1971年，她進入華埠的製衣業工作。到1980年前後，紐約華埠已有四百多間製衣工場，數以萬計的工人在裡面工作，其中大多數是移民女性。她們替美國百貨公司和時裝品牌縫製衣服，自己的工作條件卻十分苛刻：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這是從前的「996」。工資是以件工計算，工人一星期可能只賺約一百美元；被老闆責罵是家常便飯。計件制度表面上好像很「自由」：做多少，賺多少。但在現實中，最低工資、加班費和工時保障往往最容易在這種制度下落空。今天我們談起「彈性工作」、「靈活就業」，原來一百年前的人，也早已認識另一種「彈性」。
1982年6月24日，接近兩萬名以華裔移民女性為主的製衣工人走上街頭，向哥倫布公園進發，要求廠主續簽工會合約。那些平日坐在衣車後面、低著頭、一件一件趕貨的女人，那一天站了起來；她們不再只是廉價勞工，而成為一支隊伍。在龐大的集體壓力下，廠主陸續接受新的工會合約，這場由亞裔移民女性主導的勞工行動，也成為紐約勞工史上一個重要時刻。
導賞員還告訴我們另一個細節：黃太太1973年成為美國公民，在入籍手續中需要打手指模，但官員發現由於黃太太長年從事製衣工作，她手指上的紋路已經被磨得很淡。我聽到這裡不禁愣住了，人的身體，竟然也會替歷史保存檔案；只是有些檔案，不是寫在紙上，而是磨在手上。
血汗工場和996仍然繼續
博物館所記錄的歷史，其實延伸到現在。2015年，一間外國企業在俄亥俄州開設玻璃工廠；2016年，美國聯邦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在多次檢查中發現一系列安全問題，包括機器缺乏適當防護、工人面臨截肢風險、危險化學品培訓不足，以及出口標示等問題。到2019年，OSHA又起訴同一工廠，起訴書包括了九項重複違規及十三項嚴重違規；當時，這家工廠在四年內已經接受了十二次OSHA檢查。那些沒有防護的機器、被忽視的工人，並不是只屬於十九世紀的「血汗工場」。
2025年3月，美國執法人員突擊檢查佐治亞州一家由外國公司開設的地板工廠，現場接觸到六十二名員工和可能的勞工剝削受害者。2026年8月，三名被告遭聯邦大陪審團起訴。根據司法部公布的起訴書，他們涉嫌以虛假條件招募外國工人，利用短期商務及其他工作簽證安排他們進入美國，扣留部分工人的移民證件，少付承諾的工資，不付加班費，也沒有提供所承諾的醫療福利；起訴書又指，他們以遣返和債務等方式威脅工人。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所有指控仍有待法院裁決。然而，起訴書裡有一行字，讓我停了下來：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我把這行字念了兩遍，因為幾天前，在紐約果園街那間舊製衣工場裡，我才剛剛聽過一模一樣的數字。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中間隔了一百多年，但仍然是「996」！
因此，廉租屋博物館並不是一座紀念「歷史已經結束」的博物館，它展示的，更像是一台仍然可能重新啟動的機器。機器的外殼變了，燃料變了，操作它的人也變了；但如果沒有法律、工會、記者、調查員、改革者，以及那些不肯再沉默的人，它仍然會尋找下一批最容易被忽略、最不敢反抗、也最需要工作的弱勢群體。
血汗和眼淚並沒有白流
當然，有些事情確實改變了，而且改變得非常深刻。1892年的紐約已經有工廠法和稽查員，但法律仍然容許大量今天不能接受的工作環境存在；今天，如果僱主涉嫌強迫勞動、扣留證件或嚴重違反職業安全法規，政府至少有法律工具可以調查、處罰和起訴。這一百多年的距離，並不是時間自己走出來的，而是有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1890年，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用照相機把紐約廉租公寓裡的黑暗帶到中產階級眼前，讓城市不得不看見「另一半怎樣生活」；二十世紀初，劉易斯‧海因（Lewis Hine）假扮成保險稽查員等身分，走進工廠，拍下那些本來不應該站在機器旁邊的童工；1911年，三角內衣工廠（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大火吞噬了一百四十六條生命，其中大多是年輕的移民女性，弗朗西絲‧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親眼目睹那場大火。二十二年後，她成為美國勞工部長，並在新政年代參與推動社會保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和童工限制等重大改革，深刻塑造了美國現代的勞工與社會保障制度。
那些生命沒有白白犧牲，但歷史也提醒我們：法律可以進步，科技可以進步，城市可以進步，人性卻不一定會自動進步。貪婪不會因為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而自行消失，剝削也不會；它只會換一個地方，換一種語言，換一批工人，甚至換一個聽起來更加現代、更有效率的名字，然後再一次落在那些無權無勢的人身上。
離開博物館時，我再次走下那道一百六十多年的樓梯。我忽然覺得，我們參觀博物館時最容易問的一個問題是：「以前的人怎麼可以這樣生活？」但真正值得我們害怕的，也許是另一個問題：一百年後的人回頭看我們，又會問同樣的一句話嗎？歷史從來沒有真正留在過去。它就在我們腳下；有時候，我們甚至還在走同一道樓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