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不．干預的神話？

香港有今天的發展成就，人人都說，是個經濟神話。而這個神話的精粹，在於多年以來，政府所堅持推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提倡自由，人人自力更生，努力向上，出人頭地，經濟自然起飛。究竟，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還只是一個迷思？

戰前香港，是以轉口港貿易(Entrepot) 作為經濟的主力。1950年代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觸發經濟轉型。當時遘適逢國共內戰，大量內地移民來港，他們為工業化提供廉價勞動力、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從而促使工業化的發展，香港也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於七十年代起飛。到了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又再使香港經濟轉型：工廠北移，商務金融貿易抬頭，樓市興旺，各行各業百花齊放。

 

積極不干預政策

而香港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及適應不同轉變，當中最為人樂道的，要算是「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的推行了。「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指政府除了在政策和法規上確保市場正常運作，及較少干預市場；其中更以「大巿場，小政府」的原則推動經濟運作，主張經濟由市場主導，政府儘量不干預自由市場的運作，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愈小愈好。[1]

香港經歷了多年來的論證才落實這個政策。早於1960年代，時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便提出不干預的構想，採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政府儘量不干涉經濟發展，頂多只用間接方法促進。[2]

而隨著經濟實力愈來愈穩固（意味著政府也更有財力推行政策），自1970年代中開始，「自由放任」開始轉為積極不干預政策。1979年9月，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在題為《過渡中的香港經濟》的演講中，提到干預主義和調節機制。1980年12月，夏鼎基在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清楚地闡述積極不干預政策：「有些人會認為這不過是放任主義……但事實並非如此：積極不干預政策建基於一個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更會損害經濟增長，對於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更加如此。」[3]

 

「積極不干預政策」評價與質疑

然而，有學者認為香港過去三十年的政策，其實並未實施過嚴格的積極干預主義。他們認為，香港實行的經濟政策乃是選擇性干預主義（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即在大部份情況維持自由之餘，仍對部份重要的政策作出干預。

舉例來說，香港的房地產政策是政府大力主導的。曾直接干預的政策，有港督麥理浩於70年代推出的十年建屋計劃，以及後來的「高地價政策」等；間接的，就是興建地鐵，帶動地區發展。在金融方面，1983年因信心危機而實施聯繫匯率，將港元與美元掛鉤；1987年股災時聯交所停市四天等，都是政府「有形之手」干預的例子。[4]

而在回歸後，「積極干預」變得更為恆常。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預，動用近1200億港元的外匯儲備，分別出擊外匯、股票和期貨市場，打擊國際炒家；而後因亞洲金融風暴需要刺激經濟，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拍板興建數碼港和香港迪士尼樂園，被指為「官商勾結，利益輸送」。[5]

2006年9月，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結果，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最後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於同年10月發表了「香港錯了」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6]

其實，要回顧「積極不干預政策」，無論干預與否，是出於有形還是無形之手，重點還在於「公平與公義」的問題。顯然地，香港近年的發展向著大商家、地產霸權等傾斜，小市民未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已是不爭的事實。[7]

 

無形之手vs上帝之手的信仰反思

As soon as the land of any country has all become private property, the landlords, like all other men, love to reap where they never sowed, and demand a rent even for its natural produce.                   

― Adam Smith

只要任何國家的土地全部變成私有財產，地主，就如其他人一樣，愛在他們從來沒有撒種的地方收割，甚至是來自自然的出產，他們也會要求租金。           

 — 亞當·史密斯

經濟學教我們知道人類的欲望是無限的，但資源是有限的。當有限的資源遇上無限的欲望，便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而在眾多解決辦法中，不少人認為沒有政府干預的自由經濟市場，由社會的供求情況制定價格，決定產品或服務落在誰人手上，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是的，自由經濟市場可以是一個不錯的經濟體系，例如賣橙的人可以從客流的情況定出橙的價格。然而，自由經濟市場並不是完美的，它亦會帶來不少「副作用」，例如製造龐大的浪費等。當橙過度豐收，橙的價錢自然下降，甚至出現收割工人的工資比橙本身的價值還要高的情況。基於經濟原則，農民自然不會找人來收割，唯有把它們倒掉。[8] 站在經濟立場，農民沒有錯；只是，當我們知道今天地球村上仍有不少饑民，此種做法仍然讓人感到慨嘆、難過及憤怒……甚至會想，如果國與國之間可以做一些安排，讓橙或糧食分發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便好了。

除了浪費，「自由經濟市場」到了喜愛斂財者又或是激進份子手中，甚至成為利器，殺人於無形。小至有人囤積居奇，讓小市民以不合理的價錢購買產品；大至有人成為外幣狙擊手，大量拋售他國貨幣，令該貨幣大幅度貶值後再大手買入，引發當地工廠倒閉、銀行破產，物價上漲等淒慘景象。[9] 這些都是不公義的行為，然而在「自由經濟市場」的保護傘下，一切都來得合理及贏得不少掌聲。[10]

我們必須承認，假若人類天生善良，只會拿取自己應得的一份，也顧及他人需要，真正做到「愛人如己」的時候，或許自由經濟市場便變得更為公義。應該說，到了這時候，任何經濟體系都可以讓人活得安舒。可惜的是，現實並非如此，即使是基督徒也無法分別為聖。當人在「立志」與「現實」之間拉扯時，往往是「人性」這方面勝出。特別是面對一般人都公認為「對」的事情時，我們有時候也「難逃一劫」：打劫是犯法的，賭博也是不應該的，但炒樓炒股票炒手機卻可以炒得心安理得……我們生活在自由經濟市場之下，思想模式也漸漸被它說服了。

我們不是要提倡共產社會或政府高度干預的市場體系，只想說「自由經濟市場」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適當及適量的「干預」不一定是壞事，有時甚至是必須的。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香港面對經濟危機，政府也曾作出干預。即使西方國家，面對人民的必需品如麵包、牛奶及食水等，也會設下格價限制，確保人民「買得到用得起」。

地上稍為善良的政府不會容讓「自由經濟市場」統治一切。至於良善的神，更會做出適當的「干預」。基本上，神容許以色列人按照市價進行買賣，即使是屬於神的土地，當人迫不得已時，祂也容許他們把地賣出。但為了確保人們不會因此永遠失去家族的產業，以及賴以維生的資源，神設下禧年，即是每到一個五十年，土地若沒有人贖回，買家仍要歸還給賣家。表面看來，神似乎偏向賣家，但事實上，土地的價值是按照本身的收成情況，及加上距離禧年有多遠(利二十五8-11)而定，[11] 愈接近禧年，土地的價格會愈低(利二十五13-17)。「彼此不可虧負」——是神為買賣雙方所定下的重要原則(利二十五14，17)。

神設下彼此不可虧負的原則，同時也確保土地的使用權可以公平地均分，以此阻止土地集中在少數富有人的手中，避免他們大規模地累積私有土地而從中獲取暴利。而藉著禧年，貧窮者重獲土地，可以再次有機會自給自足，擺脫貧窮無休止的困境。其實，這看似是神為以色列人設立的道德原則，實際上卻反映了神對全人類的心意：神創造天地，便是希望土地成為人類共同擁有及共同管理的產業，大地的資源是要平均分配的。[12] 這並非表示要把土地重新分配，而是要重新回到人人有機會使用資源的理想。[13]

今天，信徒不必遵守舊約中的律法，但卻不表示可以對律法的精神不聞不問。當自由經濟市場存在著不公平，財雄勢大的人可以自由為名，馳騁於經濟市場，從中為所欲為，以致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的時候，信徒究竟有否不知不覺參與其中？這並不是說，信徒完全不能參與投資活動，任由自己的財產貶值；只是，大家是否應該為投資設下界線，避免產生不公義的狀況？一些信徒老闆，可否考慮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做一些「干預」自由市場行動？例如以特惠的價錢出售其產品或服務予有需要的人，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說到底，「行公義好憐憫」是神最為喜悅的祭物(彌六8)，如果昔日神設立律法，讓祂的子民在有能力之時，好好照顧其他有需要的人(利十九9-10、二十三22)；今天，祂同樣希望祂的子民明白祂的心意，努力施行神所喜悅的事情(羅十二1-2)，這樣其實更可以彌補任何制度的不足之處，制度是死的，唯有愛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