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政府的態度影響了美國的抗疫能力嗎?

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

2019年「全球衛生安全保障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簡稱GHS）評估了全球195個國家在應付重大生物危機上的能力，這生物危機包括了瘟疫、生化戰、實驗室意外……，美國的得分冠絕全球（83.5，滿分是100分），英國排名第二（77.9），許多發達國家亦名列前茅。不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卻竟然出現了「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的怪現象。

這份報告並不是出於「二打六」的手筆，該研究計劃的參與機構包括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衛生安全保障中心（The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和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其專家小組的21位成員來自13個國家，在執行過程中，110名EIU研究人員在全世界收集數據，之後，研究團隊進行了仔細的質量控制，以確保數據的準確性。這份報告的評分是基於六個類別的指標，包括了預防能力、檢測和報告能力、迅速應變能力、醫療系統、對國際規範的合作程度、環境風險，當中包含了34個主要指標和85個次要指標。以上的團隊組合和資源是任何研究人員夢寐以求的，但為甚麼預測和現實之間的落差竟是如此巨大呢？雖然筆者曾經讀過公共衛生的文憑課程，但我的醫學知識幾乎是零，我絕對沒有資格對這個專家團隊指手畫腳，在這裡我只是基於統計學和心理學來發表一下個人意見。

次要指標應該是主要指標

2020年9月，GHS研究人員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解釋了為甚麼美國在分數和實際結果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他們指出：美國憑藉其高質量的實驗室和科學家、國家戰略儲備、緊急分配和通訊計劃，在六個類別當中有四項名列第一，而在總體指數中也是第一。但是，具有類似能力而且排名較高的其他國家（例如韓國和泰國）卻更有效地利用以上資源來應對COVID-19（2019冠狀病毒病）。在一項次要的關鍵指標上，美國得分最低：公眾對政府的信心。GHS的專家指出，缺乏公眾信任會破壞公共衛生和疾病控制的工作。請讀者寬恕我事後諸葛的做法，也許從今以後公眾對政府的信心應該被列為主要指標，而不是次要指標。

此外，在醫療保健體系的指標上，美國得分也是較低，以公民能否獲得醫療保健而論，美國在195個國家中排名第175。對於這一點我並不是事後諸葛，一直以來，美國沒有全民保健計劃，許多人沒有能力買醫療保險或得到需要的醫療照顧，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筆者認為GHS還遺漏了一個極之重要的指標，那就是政府的領導能力，特別是總統是否尊重專家的意見。

落差出現在全世界

GHS研究人員只是嘗試解釋發生在美國的落差，其實，這種落差出現在全世界，而不是單單在美國。筆者將12月21日新冠疫情的統計數字和GHS的數據合併起來去進行分析，圖一的X軸是GHS的分數，Y軸是每100萬人裡面有幾多人確診，這圖像顯示了似乎得分愈高，疫情便更加嚴重，在統計學的意義上兩者具有顯著的關係（p < .001）。圖二表示了GHS分數和每100萬人裡面有幾多人死於新冠肺炎的關係，同樣，似乎分數愈高，死亡比例愈高，在統計學上兩者亦有顯著的關係（p < .001）。但這情況有一個可能的解釋，那就是發達國家在檢測上做多了功夫，而且誠實地報告數字。於是乎筆者審視得分較高的發達國家（GHS = 50 或者以上），結論是：GHS分數無法預測國家的抗疫成效（請看圖三和圖四）。

正如GHS研究人員在自我檢討中所說，這項研究計劃把重點放在科技和制度，但忽略了人類心理因素，這種情況類似在過去幾十年美國投放大量資源在教育科技，但美國學生的學習成果卻沒有因此而提高，說到底，學生的心理因素才是最重要，例如是否有意志去克服困難。這亦有點類似美國的戰爭，儘管美軍擁有全世界最精良的武器，但越南戰爭卻打得一塌糊塗，而進軍阿富汗19年後仍然無法殲滅塔拉班，同樣道理，在戰爭中合作精神和戰鬥意志等心理因素起了極重大的作用。

不信任政府衍生陰謀論

回頭說美國疫情失控的問題，美國民眾不信任政府是長期以來存在的情況，每年查普曼大學（Chapman University）都調查美國人懼怕甚麼東西，根據2019年的調查，美國人最恐懼的威脅是貪腐的政府官員（77.2%），他們對政府的恐懼超過了擔心環境污染、所愛的人生病或者死亡、全球暖化、個人財務危機……（請參考表一），而且這種對政府的恐懼是有增而無減，在2018年和2017年恐懼貪腐官員的人數比都是74%，在2016年這是60.6%，2015年是58%。

本來，質疑政府是好事，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敗，人民應該監察政府，而不是毫無保留地接受政府任何的倒行逆施。然而，過度的懷疑卻衍生了形形色色針對政府的陰謀論：例如說九一一恐怖襲擊是布殊政府自編自導自演的，目的是製造向伊拉克出兵的藉口；詹森副總統策劃行刺約翰．甘迺迪，目的是自己擔任總統之後便可以擴大越南戰爭；1947年一架不明飛行物體在新墨西哥州墜毀，美國在第51區（Area 51）收藏了外星人的科技；太空總署並沒有派宇航員登陸月球，所謂登月影像是在內華達州的戲棚拍攝的；2016年，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突然去世，他在總統大選前被謀殺，目的是製造委任自由派大法官的最後機會。根據查普曼大學在2016年的調查，大部份受訪者都相信政府有意隱瞞以上事情的真相 （參看表二）：

結語

筆者知道任何統計調查都會有誤差，但即使將以上數字減去一半，以一個三億多人口的大國來說，仍然有相當龐大的人口相信陰謀論和不信任政府。相信某些陰謀論不但無害，反而有益，例如外星人的傳說成為了科幻、小說電影的題材；但相信某些陰謀論卻會對個人和社會構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例如否定全球暖化會阻礙環境保育，而2020年最明顯的禍害就是不相信發生瘟疫的陰謀論，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認為政府為了擴充權力而誇大病毒的威脅，一些福音派人士則認為這是收緊宗教自由的陰謀。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種陰謀論是極之荒謬的，他們可以說美國政府誇張疫情的數字，但這是一場全球性的瘟疫，難道全世界的政府都合謀起來做假？

弔詭的是，懷疑精神的本意是打破絕對權威的壟斷，是一種監察和制衡的力量，然而，現今不信任政府的態度和陰謀論卻變成絕對，懷疑者絕對不能接受其他人的質疑、挑戰、監察、制衡，無論筆者提供幾多分析和理據，結果都是「講人自講」。

亞洲和非洲的國家、地區在確診和病故兩方面都沒有歐美國家那麼嚴重，可能原因之一是亞洲國家和地區經歷過沙士、禽流感，而非洲國家則承受過瘧疾、愛滋病、伊波拉病毒……等多場災難，所以防疫意識較高，不會以陰謀論眼光去看待新冠肺炎。到底美國人能否好像亞洲人和非洲人般，從災難中汲取到教訓呢？

（原載於《同路人》，本文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