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的精準文化是否脫離現實和不近人情呢?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5/09/2022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地區:美國

由於現在鬧晶片荒,汽車生產嚴重滯後,故此新車價格大幅上漲。不久之前, 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之下,筆者買了一部二手的平治(Benz)休旅車(台灣譯名為賓士,大陸譯名為奔馳),去取代原本的一部舊車。平治汽車代表了德國的精準科技和德國人做起事來一絲不苟的精神,平治屬於名貴品牌,從前在街上會引來不少艷羨的目光。如今時移勢易,對很多人來說,包括了平治在內的歐洲汽車被視為華而不實。買車之後,一位朋友對我說:「你遲早會後悔的,當有一天你的座駕需要修理時,這將會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上一手車主在車輛交收時一再叮囑我:「釋放腳制動器的手柄應小心使用,你只需輕輕拉動即可, 不要用力過猛。」雖然我已經很小心,但畢竟這手柄是一塊脆弱的塑膠,前幾天這塊塑膠終於脫下來,起初我以為這沒有甚麼大不了,於是開車到平治汽車代理商詢問修理事宜,平治車廠給我的報價是:零部件價值58美元,人工則需要900美元!我忍不住驚呼說:「甚麼?僅僅換一片塑膠要差不多1,000美元!」我沒有將心中的一句話說出來:「這跟搶劫有甚麼分別?」

其實,從汽車的品質可以一窺美、日、德三地文化的分別,1990年代之前,美國汽車的品質奇差,這和美國倉猝參加二次大戰有關,大戰期間,美國需要在很短時間內製造大量武器, 結果許多產品都沒有經過嚴格的品質監測便送上戰場,舉例說,那時候美國總共生產了88,000輛坦克,但德國只是製造了1,347輛虎型1號坦克和492輛虎型2號。在荷里活電影《坦克大決戰 》和《怒火特攻隊》裡面,美軍坦克對決德軍坦克時簡直不堪一擊,這是事實。大戰結束之後,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文化在美國製造業中延續下去,這包括了汽車業。英格拉西亞(Paul Ingrassia )在《撞車:美國汽車工業從輝煌走向災難的道路》一書詳細分析了美國汽車公司反反覆覆、死不悔改的迷思。直到今天,這種追求量產的思維亦見於高等教育,例如美國大學十分重視保留率(retention rate)和畢業率,但很少人關注到這個問題:讓大量水準低落的學生繼續升學和畢業是不是好事呢?

現在回頭說德國,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採用了慢工出細貨的方針去生產坦克,無可置疑,虎型坦克的確是橫掃千軍的人間神器,但最後美軍以蟻多摟死象的戰略取勝。戰後德國人並沒有領受歷史的教訓,仍然保持著這種重質不重量的文化,平治汽車公司的口號是:「必定要最好,否則不要做(The best or nothing)。」這類似於一句中國成語:「寧缺毋濫」。令人納悶的是,日本與德國同樣十分注重精準,力求盡善盡美,但為甚麼日本汽車的品質比德國的更勝一籌呢?

一位曾經在德國公司任職的化學工程師提供了以下的解釋:當日本工程師設計產品時,他們會問:「客戶將會如何使用這件產品? 如果它被濫用,我如何防止它在濫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不會受到損壞?」德國工程師的想法剛剛相反:「我製造了這台機器之後,用戶必須按照我指定的方式使用。如果客戶濫用並且損壞了產品,那是他的過失,而不是我的錯。」

這正正是現在我面對的情況,我曾經先後擁有和駕駛過很多不同型號的日本汽車,它們的腳制動器或者手制動器從來未發生過故障。但平冶的設計原則並不一樣,德國汽車工程師期望你每一次釋放制動器時都要輕輕手,如果你「粗暴地」損毀了手板塑膠,這是你的問題。

在《為甚麼德國人做得更好》一書中,英國作家坎普夫納(John Kampfner)描繪出許多關於德國人如何遵守規則的生動細節。他舉了幾個例子:某天他在露台欣賞收音機播放的音樂,他的德國女朋友突然關掉了收音機,並且對他說:「現在是安靜時間,你要為鄰居著想。」某天的凌晨四點鐘,他在紅燈時橫過馬路,警察向他發出告票,他對警察說:「現在是三更半夜,路上完全沒有汽車,不依照紅綠燈過馬路又有甚麼相干?」警察反駁:「法律就是法律,任何人都需要遵守法律。」及後一位主人家邀請他和另一位朋友共晉午餐,他們在約定時間的七分鐘前已經抵達主人家的門口,朋友對他說:「放鬆點!我們先在門口聊天吧!我們必須等到約定的時間才可以進去。」

這種堅守規矩的文化與美國的放任自由簡直是天壤之別。在美國,行人亂過馬路和不負責任的司機飆車經常發生;很多美國人喜歡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完全不理會人家是否需要休息;而遲到、爽約是家常便飯。相比之下,德國人這種守規矩的民族性當然會令到社會運作更加有效率、更加和諧。

但話又說回來, 這個優點亦同時是缺點,上面提過,德國工程師假設顧客跟自己一樣遵照規矩去使用產品,但往往這種期望脫離了現實。此外,這種死板的社會契約未免有點不近人情,例如坎普夫納在凌晨四點因為衝紅燈而被罰款,其實警察大可以警告了事。筆者亦曾經有類似的經歷,幾年前我到荷蘭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中途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機,機場的保安人員指示我將手提行李放入一個托盤裡面,然後將托盤送入X光機器輸送帶。在此之前,我已經花了十多個小時在飛機上,因為精神十分疲累,所以沒有聽清楚她說甚麼,我錯誤地將行李直接放在輸送帶上面, 保安人員提高嗓子對我說:「放入籃子裡面!你有沒有聽清楚?」我馬上說:「對不起。」跟住按照指示去做。隨後她仍然以高八度的聲音對我說:「不要說對不起!照我的說話去做!」當時我有點愕然,在一般情況下,通常對方會說:「不要緊。」我默不作聲,因為我知道若果跟機場保安過不去,我可能無法上機。

事後我知道這是典型的德國規矩文化,他們期望所有人都須要按本子辦事,無論你是德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你是精神奕奕,還是精神恍惚。

如果以後晶荒得以緩和,新車恢復正常供應,我一定會賣掉手上的平治汽車,然後買一部日本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