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可有？可無？

時至今日，家庭仍然是社會的基礎結構，一般來說，有家庭的人，更傾向於穩定的生活，對兒童來說，家庭亦是一個較理想的成長環境，但不少人卻誤以為強調家庭便是與單身生活水火不容。其實我們尊重單身者的選擇，我們只是反對那些任意改變傳統的家庭制度的人。今日社會並不否定單身的生活，重視家庭的態度與選擇單身並不矛盾。很多單身不是被迫的，而是一種選擇。單身生活對一些人仕來說是更多機會和機遇。因為單身，有更多的選擇和更自由的生活，正因為不願意失去這些，才堅持這種生活方式，拒絕為結婚而結婚。       

         
家庭的意義

隨著性解放，個人主義高漲，二十世紀世界各地的離婚率不斷攀升，正沖擊著傳統的家庭制度。根據香港的統計數字，香港婚姻登記的數字由1981年50,756宗下降至2001年32,856宗，下降約35.3%。而離婚的數字則由1981年2,062宗上升至2001年13,425宗，上升約5.5倍。2001年，香港有32,856對結婚和13,425對離婚，離婚率約41%。而社會的離婚個案越高，就越多人容易選擇以離婚解決婚姻的問題，人們對婚姻的信心就越低，越多人選擇同居生活，可謂惡性循環[1]。

於2002年，政府統計處普查發現，本港01年有58,460個單親人士（與18歲以下子女同住的單親），較10年前多23,922人，增幅接近70％。單親媽媽尤其增長迅速，因離婚或分居的單親媽媽數目10年間激增近兩倍，就業率則減少8個百分點，這情況亦會令社會的綜援負擔增加。[2]而學校中的問題學生，亦有不少是深受家庭問題困擾的：其中約四成來自單親家庭；約四成父母雖未離異，但關係不佳。[3]可見婚姻不和非單是個人的問題，離婚率上升更會對社會發展構成威脅。

很多研究指出，離婚的壞影響是嚴重和持久的，破碎的家庭不單傷害夫婦感情，如果有下一代，也會傷害下一代。Judith S. Wallerstein自1970年代早期開始做縱向研究達15年之久，研究結果顯示：離婚後只有10%的子女感到更好；5年後，超過三分之一有憂鬱症；10年後，很大比率在學業上不成功；15年後，很大比率仍然缺乏安全感，並難以維持穩定的人際關係。[4]另兩位學者也有相同發現，Paul R. Amato和Alan Booth的縱向研究印證以上的結果，他們用四個指標（心理健康、自我形象、社會化過程和教育成就）衡量離婚的影響，研究了全國數目相當大的樣本，發現只有25-33%的離婚令子女更好。他們指出，其實很多婚姻本來不太壞，但因為個人期望過高，使夫婦不滿意，以致小量的衝突也足以使婚姻終結。他們的結論是：既然是父母把兒女帶進世界，要他們為子女的幸福忍受一個不十全十美的婚姻，並非過分的要求。[5]一個沒有愛及委身的家庭，傷害到一下代，也傷害整個社會，我們是要認真面對的。

家庭的制度︰一夫一妻

有些學者不接受一夫一妻制。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真理乃某一獨特論述的產品，同理，『一妻一夫』也只是特定時空文化脈絡的創作。」香港大學精神科教授吳敏倫則乾脆提倡多元婚制：「不論夫妻數目多少，只要大家是成年人和全都同意，政府都給他們一個合法登記，承認他們的婚姻。」除了這些理念上的挑戰，事實上現今的一夫一妻制也四面受敵，遭受很多不同的社會趨勢（如離婚）襲擊。
 
婚姻的語言日漸世俗化，以前被視為崇高的聖禮（sacrament）和一種聖約（covenant），現在則只是俗世社會的一個合同（contract）。合同是以自利為基礎的，婚約若被當作合同，一旦不能滿足自我的喜愛和慾望時，就會壽終正寢。婚姻世俗化的種子在啟蒙運動時已撒下，但在二十世紀初，根深蒂固的風俗才逐漸改變，婚姻和家庭開始私人化。1970年後婚姻法更全面世俗化和個人化，人們不再用制度和社會責任的角度看婚姻。我們甚至可說一種離婚的文化（culture of divorce）已形成了，「至死不渝」已變為「視乎我們個人的利益和激情能否每時每刻得到滿足」。基督徒始終是活在世俗社會中，以上的轉變亦衝擊著教會[6]。
 
在歷史上，有人曾企圖以政治手段摧毀婚姻制度，一些當代學者攻擊家庭制度，認為這種制度既多餘，又限制人的自由，所以是可以取消的。關啟文博士引用了前蘇維埃共產黨的例子[7]，指出這種言論並不新鮮：在俄國革命初期，共產黨就蓄意破壞婚姻與家庭制度。他們也提倡自由性愛（Free Love），並美其名為「一杯水」（Glass of Water）理論：如果某人口渴，他用甚麼杯子取水解渴都不打緊；同樣道理，性慾也是先天的，只要能滿足性飢渴，用甚麼方法都沒有分別。於是共產黨的法律，並沒有保護婚姻制度，只提到男、女雙方為了滿足其慾望可以自由「結盟」（Contract）；至於維持「盟約」的時間，可以是永遠，亦可以一年、一個月、一周，甚至只有一夜。一個人可以任意結婚、離婚多次。「結婚」不必登記，若要離婚，丈夫或妻子也毋須通知對方，單方面決定便可以了。重婚或多婚在新訂定的條款裏也被認可。婚前性關係受到讚揚，婚外的性關係也被認為是正常的，若「搞出人命」，公立醫院可隨時為市民施行墮胎手術。
 
這種社會對性解放人士來說應當是樂土了，但實際上的後果是怎樣呢？幾年之內，一大群野孩子湧現，成千上萬的人（尤其是少女）被毀了；離婚和墮胎的數目急劇增加。多婚制度下的夫妻，彼此間的怨恨與衝突迅速增多，心理失常的人數也快速上升。國營工廠的工作情況怠惰不堪。這一切變化成了蘇俄的真正威脅，整個結果是那麼駭人，迫使政府不得不改變政策。後來政府宣佈「一杯水」理論是反革命的，不得再加以宣傳，官方重新推崇婚前的貞潔與婚姻的神聖。1945年以後，除非母親的健康有問題，或是類似的情況發生，否則一律禁止墮胎。離婚的自由驟減；1944年7月14日政府頒佈法令，使得大部分公民不可能隨意離婚。到了後期，惡性循環的現象才告終結。
 
著名社會學家索羅金這樣回顧整個過程：「從1918到1926年，當性自由受到鼓勵時，蘇維埃政府簡直就是顢頇無能，俄國無法在積極的重建工作上獲得太多的成就，也無法推動文化的成長......1930年以後，當遏制性自由的工作大致完成時，政府無能的情況開始了轉機，建設工作獲得動力。工業化與經濟的成長，建軍與學校、醫院、研究機構的迅速發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興起。」家庭制度每天都在發揮它的功能，我們已視為當然，不會注意得到，但以上的例子顯示，當它被摧毀時，它的重要功能反而被突顯出來。

家庭的價值

已故中文大學教授唐君毅先生認為，倫常關係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有人的自覺參與在其中，而非只是動物本性。這種自覺參與其實就是一種道德的自我實現。就夫婦而言，性本能不等同愛情，愛情是超化了性本能而出現，有人的自覺參與，有人的努力參與其中，故有價值。這種愛情是人實現道德自我的歷程，因為依人之動物本性，並沒有「愛其他人勝過愛自己」的理由，但人的愛情可以有勝過自己的愛，甚至願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愛對方之行為。這種愛情不獨在夫婦，在父母愛子女，子女愛父母，兄弟姊妹之間等都可出現，這些便是倫常關係中可貴的地方，也是倫常關係有價值的地方。其價值就是人有自我努力的參與其中。這才是家庭有價值存在的理由[8]。
 
中國人一向重視親情，但近年不少慘劇都令我們質疑，親情是否已蕩然無存？一些萌輕生之念的家長，竟先把子女拋下樓，然後才自殺。亦有一些先把配偶殺死，務求大家「同年同月同日死」。父母對子女殘酷，子女對父母也可同樣無情。我們不禁質問，我們的家庭是否染了重病呢？上一代的婚姻雖不一定幸福，但他（她）們會為子女的幸福熬下去。就算自己痛不欲生，也要為子女活下去。子女是耶和華的產業，並非我們的私產，可任我們為所欲為。上帝交託父母照顧子女，固然賦予父母一些權威，但最終是為了子女的幸福，所以這種權威不可濫用。每一代都有辛酸，若父母對他們的道德責任多一點委身，不少家庭慘劇也不會發生（當然道德不是唯一的因素）。
 
明光社董事梁林天慧女士曾提出，要增進家庭的幸福，有三點可以考慮︰(一)在家中建立欣賞文化：一聲鼓勵、一句認同、對建立脆弱的、幼嫩的自信心是很重要的；(二)情理兼備的家庭氣氛、恩威並重的父母；(三)家人相處應充分溝通。家庭不單是為個人的幸福，更是為下一代，為整個社會，我們必須好好維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