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的真相 拼貼的信仰

照片及短片，有時是一種可愛的工具，因為它為你保留一點事實，但同時卻又是一種很誤導人的工具，因為它只能保留那麼一點的事實。在這個圖像化的世界，我們怎樣可以將照片及短片看得合乎中道呢？

近年，不少人喜愛利用手機自拍，甚至購買「自拍神器」，方便外出使用。在有需要時，自拍神器就出動伸高手機，「高炒」自己的外貌，拍下一個瘦面而又高挑的自己。不過拍完後，給認識的人一看後往往會被恥笑，因為真人和相片相差甚遠。

近月在雨傘運動期間，不少人談論記者的拍攝角度，質疑他們選擇性拍攝。支持雨傘運動的人稱相片聚焦在警察執法上，但就不拍攝抗爭巿民的紀律、具藝術創意及有彈性等等的優點。相反，反對雨傘運動的人卻質疑記者的拍攝角度長時間聚焦雨傘運動，變相給他們免費宣傳；而且又用一兩張示威者受傷的圖片，製造悲情影像，蠱惑人心。

隨意剪裁複製 抽空藝術品原意

視覺文化大師約翰貝加（John Berger）於1972年為BBC拍攝的藝術史電視教育系列節目Way of Seeing[1]中，透過古典藝術作品，說明攝影和大量複製的文化扭曲了藝術品。貝加分析稱，以前在教會中的宗教壁畫，讓人即使不懂得閱讀聖經，仍能透過圖畫默想上帝的故事和話語。

不過，隨著攝影科技的發展，攝影師可隨意剪裁壁畫影像，如壁畫上的馬利亞本原是一幅全身像，剪裁後就變成一張大頭相；原本只佔油畫中很少部分的路人甲乙丙，就被攝影師放大。這種對藝術品放大、縮小和剪裁的過程完全沒有理會原作的構圖，原作者甚至也沒有這個意圖。而當中的馬利亞就變成完全沒有意義的女性頭像，甚至會拿來作洗衣粉等商品的配圖。

又因為相片可以大量複製，於是原本教會的神聖氣氛消失，大家對整張圖的理解和感覺頓時改變，因為將圖像貼在家中牆上，甚至出現在商品中，又可能與其他作品拼貼在一起，所產生的化學效果就超越了原作者的創作意念。

真相能夠再現嗎？

貝加這個分析，不難令人將之與現時一些攝影文化聯想。自拍，其實就是將個人化作物件，然後進行裁切，之後企圖將自己認為最好的一面展示在人前，所以在自拍的過程中，主體自願將自己切割成物件，給別人消費，但整件事卻假得不可思議。所以當別人看見「真身」時，會有受騙的感覺。

在雨傘運動中，這種對「真相」的再現（representation）與複製就更加廣泛和深入了。在佔領區內的藝術品，先是在製造空間與環境的氛圍，之後各人從不同的角度拍下照片與影片，然後再為作品配上背景音樂，甚至是歌詞。基本上整件事的發展，就要與原本那個藝術品幾乎完全無關了。我們不難看見，到最後雖然雙方都在質疑對方的真確性，但大家幾乎都用相同的圖畫，卻在形容兩個不同的故事。場地的空間和氛圍在拍攝的過程中被抽走，與其他的東西拼貼在一起，變成了第三件事。

貝加這個分析向度，開拓了往後幾代人對圖象和視覺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當我們今日再審視貝加的觀點時，不少人甚至會再退一步認為，古代的藝術家的選材本身也是一種對歷史的判斷，創作過程的本身也是一種價值判斷，所以人們現在會努力尋找繪畫過程的故事，以更了解整個藝術的背景，找出他們繪圖的初衷。

就現代的攝影而言，我們可以調度的空間就更強大了。除了角度的長濶高深，更可以在後期製作時對作品作即時加工，將圖象重組。就警察在「暗角」打人一事為例，有傳媒就推光那個暗角；有前記者甚至坦言可以將短片部份放大，再透過科技圈出涉嫌拳打腳踢的動作和片段，讓觀眾可以自行判別。

於是，我們在問這些加工後的圖像是否能呈現真相？但退一步來想，拍攝者又是否真的找到真相？再退多一步，真相真的可以藉著媒體再現嗎？如不能，為何我們仍堅持要在其中找出真相？

所以，有時我們的確不能完全虛擬地透過符號來生活。就正如我們說要活出信仰，要立體地呈現生命，但在當中人仍然不能離開空間、場景及氛圍。科技給予我們方便，以為可以透過圖片或影像認識一個抗爭運動，然而，我們只是在看一些由零碎片段加工處理而成的合成畫面，我們都不能從中感受到即時的氣氛。

零碎中的合成信仰

然而以上所說的「零碎」狀況亦可應用至現今的信仰情況。當很多人以為信仰在心中就可以的時候，他們的確忘記了信仰所包涵與承載的不僅是個人及個人信念，而且更是教會、不同的信仰群體、歷史與禮儀等。正如中古世紀的信仰，除了群體，還有一個氛圍，當時的教會刻意透過教會建築、禮儀、氣味(如乳香)及壁畫等營造出來。

今日，我們的教會，有沒有著意營造信仰氛圍，讓人立體地感受及體會信仰，還是只是透過不同的再現，片面地，甚至是支離破碎地拼湊著信仰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