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遇上的驚喜

話說數月前的一個晚上，我收到一個由舊同事發過來的訊息。她表示當日一位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到訪我當年曾工作的中心，並分享了當年在中心的經歷和希望獲得我的聯絡方法。

大學畢業初期（約16、17年前），我有近兩年時間在澳門一間為問題賭徒及其家屬提供支援及輔導服務的基督教機構工作。由於我當年仍是獨身，反正宿舍沒有互聯網，因此放工後我通常會留在中心至晚上10時左右才離開。

諷刺的是中心對出空地有幾間士多，每逢晚上均會變身成為麻雀檔，吸引數十位街坊在內打麻雀。有些更會帶著自己的小朋友，自己入內打麻雀，小朋友則在中心對出的空地玩耍。每晚大約有十多位小朋友在門外流連，年紀最大的也只不過是11、12歲左右。

一個晚上，我在附近的餐廳用膳後返回中心，見到其中一個大約四、五歲的小朋友高聲大哭，於是上前了解一下。原來他玩耍時不慎跌倒受傷，於是我帶他入中心清洗傷口，開了電視給他看。此時，其他小朋友也一同進來看電視。就這樣，我和這班小朋友結了緣。有時和他們玩集體遊戲、有時和他們打乒乓球，有時更會跟他們分享《聖經》故事。慢慢地，小朋友的數目由最初的十多人增長至高峰時的四十多人，而這位二十多歲到訪的年青人正是其中一位。

勿以善小而不為

其實當年並不是每一位同事都支持我開放中心予小朋友，有同事認為他們是一班街童，讓他們入內有機會構成安全和衛生問題。更何況，他們的父母寧願天天在外打麻雀也不花時間陪伴他們，我這樣做又可以影響這班小朋友幾多。慶幸當時的中心總監支持我的做法，可惜我離職後中心沒有同事承接這項工作。

當晚著舊同事將我的聯絡方法交給那位現已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後，我們之後透過WhatsApp傾談了一會兒。原來這個當年的「街童」，今日已經是一名剛為人父的老師。他跟我分享當年在中心的經歷對他成長有很大的影響。他表示我離開中心後，他加入了學校的乒乓球隊，然後一直接受訓練。他有了寄託和專注的事情後就沒有在街遊離浪蕩，及後在大學時更決志信主，現已成家立室。最後，他拋下一句：「蘇哥哥，加油！」

或許我當年只是機緣巧合下開放中心予一班流連街頭的小朋友，讓大家互相陪伴渡過孤獨的晚上。那時，沒有目標、沒有方向，沒有計劃，有的只是一股傻勁，不計較、不多想，不望報。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個見證，這句加油，對我這位依然在教會服侍年青人的大叔有著很大的鼓舞呢！

給自己的提醒

年輕時，一身衝勁，認為有需要就要即時行動，從不計較結果。年紀漸大，慚愧地自覺變得愈來愈多顧慮，即使明知有時自己需要做得更多，但礙於不想破壞關係，又或者害怕承擔更多責任和更多風險，因此，失卻了昔日那份傻勁。

筆者的教會座落於奧克蘭市中心，白天是白領上班的集中地，但晚上和假日卻是無家者的棲息處。話說有一個星期日的早上，有一位無家者睡在教會門口，剛巧當日太太負責主領兒童崇拜，因此我們一家最早到達。眼見無家者在寒冷天氣下睡在教會門口，於是我著女兒入內拿出茶點和沖一杯熱飲，而我和太太則坐下跟這位無家者閒談。

結果這一舉動反而引來其他教友不安，表示擔心此舉會吸引更多無家者睡在教會外，引起其他保安和衛生問題。最後教會事工委員會決定教友可按自己感動關心教會外的無家者，但前提是不能帶他們進入教會。

其實，我也是事工委員會的其中一員，每月一次的會議，無家者這個議題總不時放進衛生與保安相關的議程內。坦白講，每次討論有關議程時，我都感到十分疑惑。何解無家者出現就一定會構成保安和衛生風險問題？何解需要顧慮他們的存在會影響其他會友參與聚會的意欲？

作為事工委員會成員，我當然明白何謂潛在風險，如無家者在教會範圍內發生意外，究竟責任誰屬？如他們的家當在教會範圍內違失，那教會又是否需要負責？正因為自己都有所顧慮，亦明白大多數教友心理上未必預備好接納無家者進入教會內，因此每次討論有關議題時，縱使認為教會有道德責任用實際行動回應社區的需要，我都只會簡單表示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低潮，只是我們幸運地熬過來了。當遇到身邊有人經歷低潮時，如情況許可，請為他們遞上一杯涼水，讓其感受人間有愛，助他們走出谷底。如沒有即時風險，最起碼不要在極端天氣時趕走睡在教會門外的無家者。

一直以來，我始終堅信教會理應是開放予所有人的，不是身光頸靚的人才有資格領受福音，街童可以、無家者可以，你和我都可以。寫到這裡，腦海浮現雅各書二章1至5節：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麼？」

每一次想起當時開會決定不能帶無家者進入教會這個決議，我總有一些愧疚。當年我只是中心一個初出茅廬的小職員，我反而有勇氣不顧身邊資深同事的反對據理力爭。何解今時今日，我失卻了年輕時那份傻勁，內心有這麼多顧慮？

或許，我恐懼無家者的出現對教會構成一定程度的潛在責任風險；或許，我恐懼無家者的出現會影響其他會友參與教會聚會的意欲；或許，自己在商業社會打滾得太耐，人變得愈來愈世故，明知自己意見與大多數相悖，因而恐懼堅持己見會影響跟其他弟兄姊姊之間的關係，畢竟他們都是有心人。但這麼多恐懼，又會否窒礙我們做應該做的事？或許，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