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土耳其的魅力領袖：燈蛾撲火?

伊朗「宗教警察」 挑起全國示威

最近伊朗因為庫爾德族女子艾美莉（Masha Amini） 遭到「宗教警察」拘留後死亡而觸發起全國的示威暴動浪潮，艾美莉的「罪名」是沒有適當地按照宗教規定去佩戴頭巾，伊朗政府歸咎事件起因是外國勢力的煽動，並且警告對肇事者「絕不寬容」。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朗今天的國內矛盾，可以回溯到1979年由伊斯蘭什葉派精神領袖高美尼發動的革命。1979年之前，伊朗的統治者是巴列維國王，巴列維政府走世俗化和西化路線，當時伊朗婦女不單只毋須蒙頭，而且擁有選舉權，巴列維發起「白色革命」，他甚至接受非穆斯林擔任官職。然而，在保守派穆斯林眼中，這些世俗化和親美的舉動背叛了伊朗的宗教傳統。當時反巴列維的陣營包括了伊斯蘭什葉派神學院講師高美尼，高美尼在國內不停地發起反政府宣傳和活動，招致了巴列維政府的鐵腕鎮壓。1978年高美尼流亡到法國，他被視為反抗強權的自由鬥士，在停留法國期間，探訪他的記者、名流、 支持者、仰慕者絡繹不絕。

1979年1月巴列維國王在人民反對下離國， 反對派領袖巴赫蒂亞爾（Shapour Bakhtiar） 組成了臨時政府，隨後高美尼馬上回國，並且在2月組織軍民，推翻了巴赫蒂亞爾的臨時政府，在3月的公投中，98%民眾投票通過成立伊斯蘭共和國，高美尼晉升為伊朗的最高領袖，伊朗正式進入神權統治。這情況有點類似1917年2月革命俄羅斯人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但到了10月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又取代了臨時政府。

高美尼得勢之後馬上和美國切割， 由1979年11月到1981年1月，伊朗挾持了美國大使館52名人質，這次人質危機拖了444日， 令美國的卡達總統面目無光。高美尼並且宣稱要將伊斯蘭什葉派思想向全世界輸出，反對或質疑者就是真主的敵人。高美尼指控印度裔英國作家魯西迪在作品中侮辱穆罕默德， 於是乎對他頒佈了追殺令。幾十年來魯西迪一直掩藏和避開追殺，但今年8月在紐約演講時被一名黎巴嫩人攻擊，魯西迪的其中一隻眼睛可能因此而永久失明， 伊朗全國每日廣播的主播Jamm-e Jam 聲稱這是真主對魯西迪的懲罰，說「撒但的眼睛已經盲了」。事隔多年，仍然有人響應高美尼的號召，可見高美尼的確魅力非凡。

流亡美國的伊朗知識分子娜法絲（Azar Nasifi） 在在伊朗出生，13歲時赴美留學。1979年伊朗成立了伊斯蘭共和國之後，她滿懷希望與熱誠回國服務，可是，她發覺「家鄉已不再是家鄉」。1979年以前，伊朗女性可以投票，在國會中有不少女性議員，有兩位部長是女人，其中一位是娜法絲從前的中學校長。革命之後，她的前校長被處決；2003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伊朗人權分子Shirin Ebadi，在革命之前是伊朗第一個女法官，1979年她被迫辭職。「 宗教警察」偵騎四出，女性若塗口紅，沒有披上頭紗，男女若手牽手、甚至只是坐在一起，就會受到嚴厲懲罰。娜法絲因為穿著西式裝扮，她被當成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情況和去年塔拉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時女權倒退的情況十分相似。最後娜法絲忍受不了神權統治而返回美國。

土耳其的「選舉威權主義」

無獨有偶，原本高度世俗化和西化的土耳其亦漸漸返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開始敵視西方，自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都制裁俄羅斯，為了報復，俄羅斯無限期地關閉北溪 1 號管道，停止輸送天然氣到歐盟國家。 雖然土耳其是北約的成員國，但在9月6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歐洲面臨能源危機是「自食其果」，他說：「我認為歐洲今年冬天將遇到嚴重的問題，我們沒有這樣的問題。」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埃爾多安反對西方制裁，繼續與俄羅斯進行貿易、旅遊、投資。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時，埃爾多安起初持反對態度。

一次大戰之後鄂圖曼帝國土崩瓦解，土耳其逐漸變成了世俗和民主社會。雖然伊斯蘭仍然是土耳其的主要宗教，但其憲法是世俗的。土耳其的法律限制伊斯蘭教對公共生活的影響力，例如禁止女性在公共建築物和大學裡戴頭巾。軍隊保障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過去每當文人政府威脅土耳其的世俗化時，軍方多次介入，將領導人趕下台。

但埃爾多安改變了這個局面，埃爾多安年輕時就讀於一所宗教學校，當時，世俗政府不允許上過宗教學校的學生進入大學，為了能夠升讀大學，他轉去了一所世俗化高中。埃爾多安於 1994 年至 1998 年擔任伊斯坦布爾市長，在擔任市長期間，他致力於環保，並且因此而得到了聯合國頒予獎項。然而，後來他在公共場合唱伊斯蘭歌曲而受到批評，因為這違反了政教分離的原則。 更加嚴重的是，他因背誦一首禁詩而被剝奪政治職務，並因煽動宗教仇恨而被監禁四個月。這首禁詩的作者師耶（Ziya）是一個土耳其社會學家，他鼓吹 大土耳其主義，認為土耳其應該恢復鄂圖曼克帝國的光輝，他認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並不屬於土耳其。

復出政壇之後，埃爾多安於 2001 年創立了正義與發展黨（AKP），於2003 年至 2014 年擔任總理，由2014年起他開始擔任總統，埃爾多安政府對傳統傳媒和社交媒體實施了嚴格的審查和限制，例如YouTube、Twitter和維基百科……等，他還以煽動恐怖主義罪名監禁了很多記者。他又逐漸推出了反世俗化的政策，例如撤銷了頭巾禁令，限制銷售豬肉和酒類產品……。幾乎所有這些改變都得到了公眾的大力支持，當埃爾多安開始攻擊媒體時，他的憲法改革以壓倒多數通過。

2016年軍人發動政變，試圖推翻埃爾多安，但最後以失敗告終。政變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部份人民都支持埃爾多安。政變剛剛開始的時候，埃爾多安呼籲公眾支持他， 於是乎大批平民湧入街道、橋樑、廣場，他們有效地阻止了軍人接管重要據點。隨後埃爾多安用政變來合理化大規模清洗，他逮捕了數以萬計的土耳其人，包括法官、記者、將軍。

2020年，埃爾多安的去世俗化政策變本加厲，例如將原本已經改成博覽館的宗教場所復原為清真寺。美國政治學家伊桑．霍蘭德（Ethan Hollander） 認為現今土耳其的政體是「選舉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它具有選舉制度、民主形式，但骨子裡卻是徹頭徹尾的威權主義。

結語

高美尼和埃爾多安能夠分別地將伊朗與土耳其從世俗化、西化的道路改轅易轍，重新擁抱神權統治或者選舉威權主義，這並不簡單， 無可置疑，兩者都具有非凡的魅力，才可以吸引到千千萬萬的支持者。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在《合法統治的三種類型》一書提出了三種領袖的權威基礎：傳統、法理、魅力。顧名思義，第一種是訴諸傳統，例如君主政體；第二種是通過法律程序和理性辯論而成立的政府，例如民主政體；第三種是建基於領袖的個人魅力，追隨者會覺得自己死心塌地支持的領袖具有超乎常人的中眼光和能力。

不過，筆者認為三者是可以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有時候魅力領袖亦需要利用傳統來合理化自己的權威。高美尼和埃爾多安的反世俗化、反西化道路之所以如此吸引， 是他們高舉了恢復本身宗教傳統的旗幟。

伊朗在巴列維國王統治期間實施高壓統治，人民對此反感而嚮往伊斯蘭革命是不足為奇的。 不過，一戰之後，土耳其的世俗化和民主化算是相對地成功，但為甚麼現在竟會走上回頭路呢？ 筆者的猜測可說是政治不正確，畢竟，土耳其是跟西方社會大相逕庭的伊斯蘭文明。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他認為在後冷戰時代，國際衝突不再是基於政治意識形態，而是文明的區分。很多人強烈批判「文明衝突論」， 認為這種理論挑動對立，其實亨廷頓已經清楚地解釋，他無意去辯護文明衝突的好處，這只是一個描述性（descriptive）的理論，目的是去化解文明衝突。

筆者認為「文明衝突論」 和心理學理論非常吻合，人性傾向於通過身份認同而定義自己，在這過程中會自然地產生了我族和他族（in-group vs. out-group）的區分。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便不難理解為甚麼外來的世俗化、西化路線會在伊斯蘭文明中碰釘子。其實，遠在埃爾多安擔任總統之前，土耳其已經充滿反美情緒，2006年土耳其電影《伊拉克惡狼谷》 就是一個好例子，在電影裡面， 美國人、美國所支持的庫爾德人、猶太人都被描繪為大反派，這一齣電影成功地採用了散播虛假資訊的方法，那就是將真假混合在一起，這部電影描述美軍在伊拉克平民的婚禮中開槍殺人是真有其事，但猶太人摘取伊拉克人器官送往美國和以色列則是子虛烏有的。

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總會有人對現狀不滿，長久積聚的不滿情緒驅使人歡迎魅力領袖提出簡單化而快捷的方案（quick fix）， 例如將問題諉過於外部群體、主張恢復烏托邦式的文化傳統。這是人性的自然傾向，但自然傾向並不一定是正確的，否則這就是犯了哲學家所說的「自然謬誤」（naturalistic fallacy）。 然而，我們可以逆轉撲火燈蛾的本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