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走過沙士、七一的日子

2003年是紛擾的一年，香港人歷經非典型肺炎(沙士)一役，接踵而來的是有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遊行。在那年，生命似是特別脆弱，香港人坐困愁城，盼望「光復」的日子。然而，疫情剛過去，香港人因長期受政治民生問題壓得喘不過氣，結果在隨後的七一遊行通通爆發出來。現在回望2003年，我們怎樣走過那段日子？

 

邢福增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邢院長當時於長洲的建道神學院任教，雖然地理位置上看似遠離「災區」，但是他仍有經歷戴口罩及學校停課的日子。「那時的氣氛確實很灰暗，疫症剛開始時，沒有人確定是由甚麼病菌引起，大家人心惶惶。雖然後來能確定是沙士，但眼見每天感染病菌及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心情自然也十分低落。」

在低氣壓濃罩下，整體香港社會一片愁雲慘霧。基督徒縱然有信仰支持，但也不能倖免。特別在生命危急關頭，面對茫然未知的情況，人有時也會傾向想找出事情的因由。

邢院長憶述當時的基督徒群體也廣泛流傳一些沙士出現的「原因」：「當時曾有流傳，指因為某局長身為基督徒卻為香港求簽，觸怒了上帝，上帝因而利用沙士懲罰香港。然而，這樣卻只是將沙士演繹成人犯罪後的懲罰，亦是把信仰約化成解釋現實的理由。信仰並不是用來解釋現況，而是一份助人面對晦暗不明前景的力量。」

在最壞的境況中，也是讓信仰發揮力量的最好時候。邢院長在疫情稍緩時，於建道神學院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行講座，探討疫情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基督教與其他民間宗教對疫情的詮釋有何不同，藉著講座疏理當前的境況。

但早在沙士肆虐期間，信仰透過一位又一位的基督徒展現。謝婉雯醫生是首位殉職的公立醫院醫生，她亦是一位基督徒。在沙士爆發期間，她主動提議調進醫治沙士病人的病房工作；後來因感染沙士而離世。謝醫生的生命本已是一個美好而又實在的見證。

這段時間亦是一個反思生命價值的好時機。「沙士以前，香港人只懂追求物質上的滿足，只想要滿足自己那無窮無盡的慾望，但那時卻是一次的停頓位，讓大家思考是否仍要過這種無止境追逐式的生活。」

疫情剛紓緩下來，便爆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遊行。香港市民對當時的特區政府早已累積一定怨氣，再加上後來沙士爆發及政府處理手法失當，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因此，雖然那次遊行以反對廿三條立法為號召，但從遊行隊伍各式各樣的訴求中，不難發現市民們其實藉此發泄一直以來積存的怒氣。

今天的香港教會會為著當前的情況表達意見，那在2003年呢？「印象中，除了協進會、基督徒學會及個別宗派，大多數教會並沒有表達意見」或許是剛經過沙士一疫仍在回復元氣，或許是關乎政治的事，教會要與之劃清界線。但無論如何，邢院長認為基督徒有著雙重身份：「基督徒既是天國子民，也是地上的公民；我們天國子民的身份並不削弱地上公民的社會責任，反之亦然。」

若從2003年的經歷面對現在的香港，邢院長寄語大家要持久地追求目標。「沙士的時候，大家從紙醉金迷的生活中覺醒了，意識到生命並不只是追求無止境的渴望。可是這種覺醒很快消失了，至今唯一能長遠改變的，就只有我們洗手的習慣，以及水嚨頭由開關式變成自動感應式了。」

 

李炳光牧師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會長

當時還有半年，李炳光牧師便退休了。怎料卻在2003年上半年爆發沙士，普通人若是遇上這情況，或許會暗嘆倒楣，不能安安樂樂完成任期；但李牧師卻看見截然不同的景象，「那是上帝給我的特別挑戰，在那個艱難的時間中讓我參與。這也是神讓我服侍及關懷有需要的人。」

李牧師口中的「有需要的人」，正正就是前線的醫護人員。那時，李牧師正擔任院牧事工的主席。面對著每天不斷攀升的感染及死亡人數，李牧師坦言當時確實愛莫能助，而教會所能做的事又十分有限。縱然如此，教會仍有可以承擔的一份。

「那時，教會與當時仍是主教的陳日君樞機一同舉辦露天祈禱會，為香港禱告。此外，在前線的醫護人員因著職責而不能回家，我們想到可以為他們及其家人安裝遙距鏡頭，讓他們見面，以解相思之苦。當在主日宣佈這項計劃時，弟兄姊妹十分踴躍，僅僅在一天的幾堂崇拜已籌得足夠款項，並在那打素醫院設立有關設備。」

回想那時的氣氛，李牧師記起社會瀰漫著無奈及焦慮。「因為疫情開始時並不知道由哪種病菌引起，所以人心惶惶。」教會那時亦因此而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所有會眾帶著口罩參與崇拜，從講台上望下去，只見大家露出雙眼，但仍感受到大家的不安。至於發聖餐時，亦要改用鉗子分餅。」

李牧師感嘆雖然現今醫學昌明，但人的力量依然微小。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病菌，人仍然束手無策。然而，在幽谷中，在人的脆弱上，卻使我們不得不謙卑下來：「在沙士期間，雖然不明白當前的境況，也不明白為何會發生這事，但面對著人的渺小，卻體會到神仍是真實的，唯有在祂裡面才有永生的盼望。」

誠如李牧師最喜愛的一首詩所述，面對看似毫無盼望的困境中，神仍在其中，我們仍然有盼望：

「雖然我看不見藍天，我仍相信有藍天；

雖然我見不到陽光，我仍然相信有太陽；

雖然我看不到上帝，但我仍然相信有上帝」

 

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2003年，岑倚蘭(岑倚)是《經濟日報》的副老總。

那屆政府軟弱無能、市民希望她做到的沒有做；反倒推行不得民意的政策，加上經濟低迷，令市民驚覺需要走到街上表達訴求。雖然當年的市民或基督徒對事件有很多意見，然而並沒有出現如今天的撕裂。「今天出現多元的意見，其中一個原因是兩代人看事物的角度不同。昔日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完成路線後便會分散，回歸生活中；然而，今天的公民社會成熟、公民意識強烈提升，再加上社交媒體的威力，令公民運動的模式有很大的轉變。」

在後佔領時代，上一代人就如明燈，是意見提供者，新一代卻會按自己的取向而選擇方向；上一代人擔心年輕人有生命的傷亡，新一代卻認為他們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面對一切。政府不能再以舊有的方式面向新一代，正如台灣新一代用選票告訴國民黨他們要懲罰馬英九，香港新一代同樣可以用選票去決定誰人可進入政治體制內，年輕一代相信命運自決。誠然，中國 / 香港政府已失去了香港的新一代。

經歷風雨的岑倚，身處今天的動盪社會，欣賞港人願意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與在宗教價值基礎中建立的普世價值，並在充滿謊言與歪理的社會中讓人分辨是非黑白。同時寄語大家在面對謊言與歪理時不要讓憤怒掩蓋一切，應理性思考並認清需付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