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難唸的經──香港家庭的困境

華人家族以相同血緣結集，圍村分地，遠親近戚都是鄰里，生活圈緊密；而已發展社會則偏向西方文化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婚後離開原生家庭，另組新的核心家庭。理論上，核心家庭之間聯繫比較疏離，但因為香港當代的家庭意識發展是源自早期難民社會，因此家族及鄰里意識強烈，彌補了一些核心家庭的不足，即或當時處境艱難，仍有「72家房客」式的社區支援。過去十多年香港的政經地位一直名列前茅，但家庭關係的質素卻每況愈下。本文整合過往幾年的調查及統計數據，嘗試從千絲萬縷中歸納一些香港家庭正面對的困難。

家庭凝聚力驟降
 

社聯由1999年開始隔年公佈《社會發展指數》，其中一項是家庭團結分類指數，由2000年開始連續五次錄得負增長。在《社會發展指數2010》報告中指出，2008年的數字更加是嚴重的倒退，負數值由-535暴跌至-906。[1]　構成指數負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家庭暴力案件的升幅增達五成，由2000年52.6宗至2008年211.9宗。此外，根據2010年統計署的一般離婚率顯示，近10年的離婚率有逐步增加的趨勢，指數由2001年的2.2升至2010年的2.9。[2]
 
多年來，報告都因這些數據而作出解釋：「社會趨向個人化，家庭團結指數一直出現負增長……十年間惡化近十倍……過去引致家庭團結（編者按︰指數下滑）的主要構成因素是離婚問題，但現在家庭更面對種種影響家庭和諧的社會因素，例如雙職家庭的增加、中港跨境家庭的分隔、文化差異等。這些問題既削弱家庭凝聚力，亦障礙到家長對子女的關顧及支援……」[3]　報告喚起社會的焦點：家庭是個人最大的支援，亦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基本結構，但它正被嚴重漠視和擠壓粉碎。
 

家庭結構
 

另一個分類指數是兒童社群的社會發展趨勢，其中三個指標能反映出香港的家庭結構狀況。包括居住於低收入家庭住戶的兒童佔總兒童人口25.3%；居住於單親家庭的兒童佔總兒童人數升至8.7%，而每10萬名兒童中虐兒個案指數更由2000年36.2升了一倍至2008年的77.3。[4]
 
單親家庭及低收入人士（報告亦提及跨境家庭）數字上升是近年不爭事實。但數據顯示，愈來愈多兒童生活於單親家庭或低收入住戶。這類家庭較多是基層人士，意味有更長的工作時間及較差的工作待遇，令問題更複雜。報告指出「家庭暴力、疏忽照顧兒童等個案的上升，正正反映為個人提供基本支援的家庭已經飽受壓力……」[5]　香港在90年代尾已開始由核心小家庭（3人家庭）為主，較少兄弟姊妹分擔家庭責任，亦間接令家庭與家庭之間的支援減低。對於單親與低收入家庭來說，社區關係疏離更是雪上加霜。
 

工時過長

早在2005年，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發表一份近年最有權威和全面的工作時數國際研究報告，其中指出ILO早在1935年已將合理工時（Decent working time）訂為每週工作40小時，並關注時間匱乏（time proverty）、工作過勞猝死等問題。[6]　報告提到合理工時能對工人的家庭生活提供正面幫助，同時增加工作生產力。但事與願違，2011年香港每週平均工時為46小時，基層工作者的長工時更直逼發展中國家。根據統計署2011年第三季數字，工時超過每週44小時的香港勞工超過208萬人，超過整體就業人數（364萬）一半，而接近兩成（66萬）人更每週工作超過60小時。[7]
 
香港普遍工時過長，首先被犧牲的是家庭生活，家庭成員難有空餘時間共敍天倫。有團體在2010年發佈的一項有關生活與工作平衡的調查提到，77.7%僱員曾因為生活與工作平衡欠佳而令自己受影響，其中一項更指出，有37%僱員表示沒有時間與伴侶和家人相聚。[8]
 

雙職父母　
 

「養大一個細路要400萬。」李麗珊道出在消費主導的社會中養兒育女的經濟壓力，最先孕育出的不是成材的孩子，而是雙職家長──父母都朝九晚六地工作，甚至加班、將工作帶回家，又或者下班後需「全職」打理繁瑣家務。根據2011年統計署報告，在職已婚女性的比例穩步上升，由2001年的43.7%到2010年45.7%。[9]
 
雙職父母的出現，不論是有足夠經濟能力聘請外傭的家庭，還是要獨留子女在家的較基層父母，都意味著家庭成員之間的相處時間減少。尤其於經濟不景氣，「資源增值」的壓力下，他們為保飯碗，要忍受工作量沉重、收入減少；回家後，仍要背負打理家務和子女生活的擔子，休息時間肯定少之又少。當家長的身體、精神和情緒上的壓力都相當大，往往便會忽略家庭成員間的溝通需要，令成員間矛盾衝突增加，甚至將負面情緒發洩，成為施虐者等，[10]　帶來家庭關係惡化。由中大亞太研究所進行的調查發現，四成受訪者工時偏長；大部份要兼顧家務；兩成要進修；超過半數休息不足。研究指出受訪者的家庭功能發揮偏低，並且因工時愈長，其主觀的精神狀況和家庭功能愈差。[11]
 

家庭角色與性別定型

 在一個資本主導、管理主義橫行的現代商業社會，工作與家庭生活分割恍惚保證了工作效率。但事實上，早於2002年理工大學一項有關家庭友善政策的調查指出：「有七成僱員都同意若上司協助解決下屬的家庭問題，有助提升工作表現及改善與家人的關係……（家庭友善政策）此舉不但可以提升個人的工作表現及精神健康，更可提升公司在顧客、政府及社會福利機構中的形象。」[12]　惟在現實中僱員的期望大都落空，其家庭角色往往被公司忽略，迫使僱員將「家庭」和「事業」站於壁壘分明的對立點，產生衝突。
 
根據統計署2010年的資料，男性從事經濟活動與女性的比例是1：0.79，而從事部份時間工作（part-time-job）的男女比例是1：1.81。[13]　與2001年比較，社會對「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開始減低，事實亦可見於近年媒體中對家庭主「夫」的關注，亦有「男士侍產假」的討論，我們喜見社會更多接納男士表達對照顧家庭的渴望。不過，「男主外、女主內」仍然有其普遍影響力。中文大學在2009年有關香港年青女性對家庭友善政策措施看法的調查中，亦表達相類的說法。[14]　
 
正因為工作與家庭分割的氛圍，加上「男主外、女主內」觀念，令家庭責任偏重於雙職母親，使其與工作的矛盾變得更嚴重。一方面，事業女性因而傾向選擇遲婚、遲育（甚至不生育）；另一方面，男士在照顧家庭方面的訴求亦被忽略了。由此看來，種種家庭的元素，都被迫成為經濟主導社會首先的犧牲品，但諷刺的是不少調查都顯示香港人最看重的仍是家庭和家人，[15]要平衡兩方面的需要，政府、僱主和每一位家庭成員都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