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境中的非典型社關

非典型肺炎已經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模式；打亂了我們無數的計劃；更嚴重的是不少人常常活在憂慮和恐慌之中。由疫情初現，到其後政府的種種回應，包括戴口罩、全面停課、家居隔離、大灑金錢救市及援助死者家屬等等，強勢傳媒幾乎主導著大部份的社會議題，弱勢政府只能被牽著鼻子走！傳媒在監督政府、提供資訊之餘，也強烈影響著大家的情緒。

「兩名愛滋病專家何大一及巴爾的摩都認為全球對SARS 過分敏感，它帶來的驚擾已超過本身的威脅……何大一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愛滋病在過去20 年，差不多奪去所有未獲治療患者的性命，而 94 % SARS 患者都能康復。 1975 年諾貝爾生物學獎得主巴爾的摩更指出，全球對SARS 的恐懼已淹沒了常識量度，煽情的傳媒報道令SARS 病毒更形可怕……SARS 的影響比很多病症都溫和，如流感每年便導致全球25 萬人死亡，瘧疾每年奪去100萬人性命，相比之下，SARS 的殺傷力並不特別大。」註

在人心虛怯的時候，教會其實最能為徬徨無助的心靈帶來安慰，但相比於強勢的傳媒，教會的聲音和她對社會的影響便顯得十分渺小。究其原因，與教會典型的處事方式亦有一定的關係！一直以來不少教會都十分「民主」，傳道同工在很多決策上都要先徵求執事會的同意；有些更要開會友大會通過，於是往往要兩三個星期，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作決定，但面對很多迅速變化的社會事件，這種典型的決策模式卻往往令教會難以有效作出回應。
 
例如今次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很多登報聯署聲明，如呼籲大家共同抗炎；對辛勞的醫護人員表示支持和讚賞；以至一些對市民安慰和鼓勵的說話，若果要經過繁複的決策程序，結果一定趕不及參與聯署。又例如當有教會團體呼籲大家參與一些行動，如愛護鄰舍和協助弱勢群體清潔家居，若教會不能迅速回應，坐言起行，便會遠遠落後於事情發展的形勢，亦做成外界覺得教會反應緩慢，甚至只說不做，教會比起很多人一直批評的官僚架構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在平常的日子，經過一定的程序才作決定，以便得到更多會友的支持和謹慎行事亦無可厚非，但在非典型的時期絕對行不通。
 
在非典型的時期，我們的決策應以人為本，若是為了市民大眾和會友的好處，對他們加以關懷和支持，以行動表達基督徒應有的愛心，大家必須果斷和迅速作決定。耶穌是安息日的主，祂不會因為法利賽人所定下的種種規矩而拒絕在安息日為人治病。
 
相信非典型肺炎事件仍會困擾香港一段時間，而日後香港亦難保不會出現類似的危機，希望各教會能立即成立由三至五位同工和長執組成的應變小組，授權他們就教會內的應變措施和對外界（特別是基督徒群體）的呼籲迅速作出回應。他們的決定不一定每一個都是完美的，但大家應有信心不會是違背真理的，會友應學習順服和尊重，日後在檢討時再作討論。我們在非典型的時期若不能向社會大眾表達我們非典型的關心，那麼教會將會被典型化──典型的慢條斯理、典型的只顧自己，以及典型的講多過做！
 
其實在SARS事件中，不少前線基督徒醫護人員都能緊守崗位，此外，更有一些信徒自告奮勇，走到高危的病房當值，亦有教會及機構透過不同的方式去服侍最有需要的人士，包括老人家、病患者家屬及受經濟不景困擾的行業等，只是未必能引起傳媒的注意，令大家接收到有關信息。希望更多教會及機構能透過不同的方式，包括在報刊上刊登專輯；製作特備電視節目；印製見證光碟、單張；舉辦公開聚會及街頭活動等等，一方面為信徒和市民帶來更多正面的信息，讓大家能盡快走出憂慮和戰勝逆境。另一方面，肺炎對我們的影響只是一時的，在疫情逐漸穩定之後，我們實在要靜下來對生命有更深入的反思，包括我們一直以來的生活方式；健康和家庭的重要性；以至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等等。
 
面對仍然會持續一段長時間的逆境，其實教會有很多機會去傳揚令人振奮的福音，以及表達在社會低潮中基督徒的堅持及關懷，服侍有需要的人，問題只是我們能否好好把握。但願我們能走出框框，在非典型時期，有非典型的社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