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財爺」與「大特首」

政府坐擁龐大的財政儲備，有言政府不應做守財奴，但也有言特首不應慷納稅人之慨作自己的政治資本，今次施政報告被批評未能惠及中產，壓力明顯落了在草擬財政預算案的財爺身上。有批評指特首與財爺在理財觀念上有矛盾，然而從兩者的矛盾中我們可以理解兩人背後其實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管治理念，並起了互相制衡的作用。

假如我們將曾蔭權和曾司長的管治理念視為「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那麼從梁振英近一年半的管治經驗來看，現屆政府似有走向「大政府」（BigGovernment）的趨勢。過往被奉為金科玉律的「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原則均一一被梁政府打破，例如在去年初實施「限奶令」、推出樓市「雙辣招」，徵收雙倍印花稅；又例如近日在施政報告中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以及計劃在今年中提出退休保障建議，這一切一切都讓人切身感受到這對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正逐漸變得清晰可見。

回顧香港的歷史，打從殖民地年代開始，港英政府一直在經濟上持守自由主義的原則，主張政府應是「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並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上營造有利的營商環境，使香港作為外資與中國大陸經商的跳板。由開埠到廿世紀初，「社會福利」的主要提供者都是民間組織（如宗教及華人慈善團體等）。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自石硤尾大火後的公共房屋政策開始，政府才開始有計劃地推行各項社會福利。不過計劃始終是較短期，以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為依歸，因此常被批評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乏長遠目標。直到七十年代開始，幾位港督才有計劃地在醫療、教育、房屋和福利上為香港制定較長遠的社會政策。不過，大體而言，香港並未走上像當時殖民地宗主國 英國一樣的福利主義國家之路。

回歸後，特區政府仍然持守這種管治思維，曾蔭權政府更不只一次強調「大市場，小政府」是政府一直恪守的經濟原則，在其施政方針上亦充分反映這種管治思維。信奉「小政府」的曾蔭權認為自由市場會按供求定律自行調節，政府不應對市場多作干預。可惜的是，這種想法卻最終令市場失衡，樓價飆升，貧富懸殊。

梁振英在民生方面的施政在不少地方均看到政府的手正逐步介入市場，大有向「大政府」邁進的趨勢。雖然香港已連續20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選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不過有關的優勢正逐漸減弱，出現這種結果和梁振英上台後頻繁地出手介入市場不無關係。

我們無法預測這種「大政府」趨勢對香港究竟是好是壞，然而參考外國的經驗，「大政府」無法避免會令公共財政有不輕的負擔。事實上當任何「派錢」措施推出後，日後政府想停止亦困難重重，錢只會愈派愈多。政府假如要維持這種「大政府」的角色則必須思考如何開源，難怪由前朝起已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曾俊華近日表示政府的財政壓力愈來愈大。當要開源的一天到臨時，作為公民一分子的你是否願意接受？未能受惠於「大政府」福利的一群又會有何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