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還是生存？論標準工時

今日的香港，貧富懸殊，小市民每天營營役役，只求兩餐溫飽，有瓦遮頭。可是活在高度資本主義的香港下，這卑微的願望卻是如此遙不可及。面對通脹無情的颷升、樓價肆意地上揚，普羅市民只能任由經濟發展扭曲他們的生命，在不斷的加班、加班、再加班之下，人們對理想生活的追求或許已成為一種虛妄。
 
今日的香港市民，勞勞碌碌，究竟是為了生活？還是為了生存？
 

翻開標準工時委員會的研究報告，冷漠的數字這樣告訴我們：四分一打工仔曾經歷超時工作；只有不足一成(7.3%)得到補薪和補假；近兩成(18.4%)從事無償超時工作。[1] 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甚麼原因令近兩成多的打工仔願意在無償的情況下，放棄自己寶貴的工餘時間而不斷加班？是擔心失去工作？還是因為在這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加班已成為一種無形的力量及文化，逼使機器裡每一口齒輪都要消耗殆盡才得以歇息？
 

相對於最低工資，標準工時顯然存在更大的爭議。標準工時委員會(當中包括勞資雙方的代表及政府官員)用了兩年時間就標準工時達到一些「共識」，這些建議的重點包括：立法規管僱傭合約，合約內容列明勞資雙方同意的工時、用膳時間、休息時間、超時工作安排與「超時補水」方式等等。
 
可是這些建議的內容並未能令支持標準工時立法的朋友「袋住先」，特別是當我們談及標準工時的原意是希望「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2] 時，便不難發現委員會的建議明顯和預期有很大的落差。假如按建議所提及只要僱傭雙方同意，新建議下的僱傭合約依舊可以訂下超長工時或是沒有「超時補水」的條文，最終的合約大可與「標準工時」的精神沒有半點兒的關係。
 
標準工時的其中一個原意是希望「減少無償加班」，讓超時工作得到合理補償。可惜，正如委員會勞方「代表」周小松所言，委員會建議的合約模式無助規管工時長短，因為只要是僱傭雙方同意，工時長短以及加班是否有補水等一律「有商有量」。可惜，這種「有商有量」對基層員工來說只是虛妄，勞方和資方本來就處於權力不對等，勞方根本沒有「牙力」與資方討價還價，即使合約訂明沒有「超時補水」，傭員亦大有可能被逼接受這等「不公平條款」。
 
所以，委員會這兩年的工作建議在很大程度是,形同虛設，完全沒法和美國、南韓、新加坡等國家有完善的法例訂明標準工時、「超時補水」、工時上限等比擬。
 

有經濟學家則認為標準工時是以公權力扭曲市場制度，增加企業營運成本，更會令本來想減少工時的初衷變成間接延長了工時，好心做壞事。勞工團體則相信標準工時能促使企業調整運作，提高營運效率。不過，這種美好的假設是否真的能實踐呢？假如標準工時無可避免地將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這些成本又會由誰承擔呢？
 
若打算想由資方獨力承擔的話可謂天方夜譚，成本轉嫁消費者將可能是難以避免的，只希望到時不會出現趁火打劫的情況。市民對此有了心理準備嗎？
 
在這個多元的社會裡，要推行一個有著重大爭議性的政策，必須取得各持份者的共識才能通過，而在過程上是難以達致其中一方全勝或全負，必須有所妥協。假如中小企擔心標準工時可能會影響他們營運的靈活性、競爭力和營運成本的話，香港能否學習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對中小企採取不同措施，例如讓他們按行業分階段實施不同的標準工時政策？
 
不過，即使採取這種較可能讓資方得到適應時間的建議，也無可避免將要面對不同傭員因分階段落實法例而出現「不平等待遇」的指控，屆時要如何化解矛盾，社會將難免再需要進行一場討論。
 

無論是資本家，或是小市民，大家同樣地希望得到較理想的生活，僱傭雙方並不一定處於對抗的立場。可惜，有時制度卻逼使我們互相壓逼，追求利潤最大化；文化逼使我們以加班換取更佳的報酬，走進只講求利益實效的渾水中。我們要反思是甚麼力量造就這種體制，而不是讓這種體制牽著我們的鼻子走下去。
 
如果社會認為理想生活是值得我們追求的話，難道我們就不應在金錢與自由、利潤與健康之間取得平衡嗎？唯有當我們都能互相理解、檢視自己在這個體制下的責任，我們才能在諸事上突破體制給我們的框架，面向理想生活。所謂標準其實就是大多數人心目中的期望，我們究竟希望過一種怎樣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