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同性戀運動在法律上的漸漸……

由麥樂倫事件到肛交案
香港同性戀運動在法律上的爭取行動，可追溯到1980年，當年麥樂倫督察懷疑因懼怕同性戀的身份曝光而自殺，在社會上引來很大迴響，法律改革委員會遂開始研究有關同性戀行為的法例是否須要修改。1983年4月，該會發表〈有關同性戀行為之法律研究報告書〉，當時大部份市民仍然認為同性戀有違社會普遍的接受道德倫理，肛交是不健康及不值得鼓勵的行為。
 
直至1988年6月，政府再推出諮詢文件〈有關同性戀罪行的法律應否修改? 〉建議「兩名男子彼此同意而私下進行的同性戀活動，可從刑法中刪除，文件指出，建議只適用於年齡在21歲以上的男性，是因為「年齡介乎16歲至21歲之間的男性，對同性戀行為的認識十分有限，甚或有所曲解。」因為青少年在成長階段，對性屬身份與性行為感到好奇，敢於試新，且未能在經濟上自立，容易受到引誘而同意進行同性戀行為。結果，香港在1990年通過肛交非刑事化，從此，兩位21歲以上的男性，只要雙方同意，可進行同性性行為，不會被起訴。
 
然而這條法律在2005年受到一名男同性戀者挑戰，指基於平等原則，男女的合法性交年齡是16歲，女女沒有限制，但男男要到21歲，是對男同性戀者不公平，法官最後裁定該男同性戀者上訴成功，該案亦已成為案例，雖然法律仍然未修改，但警方已難再檢控16至21歲發生肛交的人士。換句話說，現時16至21歲之青少年男性，已不再受到法律的保障，他們極可能因好奇或金錢的緣故被誘使進行同性性行為，這對青少年與其家長，以及社會必然帶來深遠的影響。
 
《家庭暴力條例》(修訂)新增「同居關係」的影響
在《2009年家庭暴力條例》(修訂)事件中，政府及同性戀群體提出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保障範疇，政府其後將《家庭暴力條例》改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當中並加入同居關係的定義，即作為情侶在親密關係下共同生活的兩名人士，無論兩人是同性或異性。
 
這個修訂後來更影響2011年「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該計劃的經濟審查以住戶為單位，住戶除包括同住的核心家庭成員，猶如夫婦的同居男女，也會當作一個家庭，須要聯合申請[1]。顯然，法律已間接確立同居人士的關係，但這個計劃中所指的「同居關係」定義，是否參考《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中「同居關係」的定義呢？勞工處雖然一直留白，沒有作出正面回應，但我們認為，政府已造就了一個缺口。
 
此外，在2011年12月2日及9日的《公司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有委員便指出，留意到第477(1)(b)條(有關連實體)的表述，要求行政當局參考《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中「同居關係」的定義，以「作為情侶在親密關係下」取代「如同在持久家庭關係中的情侶般」[2]，這顯示《2009年家庭暴力條例》(修訂)中新增「同居關係」的定義已被確立，而同性同居關係亦成為一種被法律認可的關係。
 
性傾向歧視條例溫和及影響微？
一些支持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的人士表示，條例非常溫和，只會懲罰那些真正歧視人的人，一般人不受影響，但誰可以保證呢？美國一名學生名叫Daniel Glowacki[3]，他於上經濟課時，反對老師的同性戀言論，被該老師要求離開課室，老師有支持同性戀的言論自由，但學生卻沒有反對同性戀言論的自由，這名學生可否控告該老師侵犯他的言論自由？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言論自由是香港的重要基石之一，任何以言入罪的法例或條文，均是極為危險的事情，同樣道理，性傾向歧視條例當中的騷擾罪、中傷罪、嚴重中傷罪，都是以言入罪，這豈不是將一把刀放在那些想表達同性戀異見的人頭上，當市民發表不認同同性戀意見時，須冒著被控告的風險。
 
2005年4月，一間位於旺角的樓上書店「榆林書店」因拒絕擺放女同性戀者心路歷程小冊子，惹來十多人手持標語及手提攝錄機「衝上」書店，並遞交請願信，以示不滿書店以宗教理由拒絕「性傾向平等」的資訊。2008年城巴因為「商業決定」及「公司之形象」拒絕租出巴士予同性戀團體舉行「香港同志大遊行」，城巴表示，作為一間商業機構，只要合乎法律及法規，是可以就是否出租巴士作出商業決定，而商業決定包括很多因素，但並不存在歧視。[4]這是否意味若香港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後，榆林書店便要擺放女同性戀者的小冊子，而城巴便必須出租巴士給同性戀團體，否則便會因拒絕提供服務而被控性傾向歧視，這樣的法律是否合理？
 
總結
法律的演變非一朝一夕，而是漸漸地透過一個一個案例而成，由肛交非刑事化到今天，同性戀者由要求社會對他們寬容，到要求訂立具懲罰性的法例，懲罰對同性戀持不同意見的人士，到底是進步抑或退步？一條法例的訂立必然會影響教育、文化及價值，由於法律是凌駕性的，不論你是否贊同某條法律，作為良好公民，都必須守法，當同性戀行為仍備受爭議的時候，強行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透過法律改變市民的道德觀，這行為本身便已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