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訴同志圖書不果　幼生家長管教權受削

事件簡述：

猶他州Davis School District為旗下四間學校購入圖書《In Our Mothers’ House》，講述兩名女同性戀伴侶領養三名孩子的美好生活。其中一校的家長發現正就讀幼稚園的孩子把書帶回家，感到驚訝不已，並認為此書不適合兒童閱讀，遂向學校投訴，學校因而將圖書移至較高年級的藏書點。然而，不少家長對此決定仍感不滿，於是向學校表明他們的想法，包括：該書美化了同性戀關係；影響未有判斷能力的幼童認為同性戀的家庭生活是典範；對具爭議性的議題只作正面描述，向孩子洗腦；沒提及同性伴侶領養小孩對下一代的影響……而猶他州的《性教育法》是禁止「提倡同性戀生活」的，因此學校終將該書移到限制書架，只有得到家長批准信的學童才可以取閱。然而事情仍未告一段落。
 
另一位家長聯同一直推動同運議程的律師組織ACLU入稟法院，控告學校此舉違反美國憲法第一及第十四修正案，並認為如果學校限制此書，是污名了「同性伴侶的家庭」，亦讓同性伴侶所領養的學童受到歧視。學校受壓，不到三個月已妥協並進行庭外和解，條款包括將該圖書放回一般藏書架、不再引用猶他州的《性教育法》移走任何圖書、並支付該家長聘用ACLU控告校方的15,000美元律師費。
 

分析：

同性戀運動的核心信念在於推動改革，令社會（包括幼童）都要贊成不同性傾向是天生、正常、且道德正當。推動者常以歧視法造成白色恐怖，旨在令不贊同同性戀人士消音，當中尤以中傷及騷擾、服務提供條款為甚。至於在小孩身上，則靠同志教育潛移默化，以歌頌同志家庭的美好來為幼童洗腦。
 
對於猶他州學校的個案，我們可以從幾方面思考：
一）同性婚姻，並不只是兩個人相愛的事，與你我及整個社會都有關。
二）即使可以出現多元家庭組合，並不代表多元家庭必然是理想的家庭制度。
三）歧視條例會直接影響教育指引細則，從而衍生「同志教育」。
四）父母管教權的進（opt-in）與退（opt-out）。
 

一）同性婚姻是關乎整個社會的事

很多人說，同性婚姻是他們兩個人的事，與社會上其他人無關。先撇開不說同性婚姻會取得由整個納稅社群提供的社會福利，環顧各已實行同性婚姻的國家，同性婚姻和同性領養近乎是必須一併給予的，否則就被視為有違「平等」。
 
「同志圖書」一事，讓我們認清同性婚姻絕非只是兩個人的事。當同性婚姻通過，社會須改變制度以承認此婚姻的正當性，甚至在兒童圖書這這細微末節上，，都要認為異性戀及同性戀家庭等不同組合也同樣美好，以示平等。
 
在同性婚姻通過前，有人會以「同性戀者結婚，關你咩事？」為理由；在通過後，社會上的意識形態就要肯定此制度為正當。當你表示不同意，他們則會說：「同性婚姻已經合法，你憑甚麼反對？」。
 

二）「理想」和「美好」是有分別的

「讓孩子認識異性婚姻、同性婚姻、單親家庭、破碎家庭……又有何不好？社會現實本是如此，難道要避而不談、壓抑掩飾嗎？」或許這是你的疑問。但我們要在此帶出「理想家庭制度」和「美好家庭」是有分別的。
 
就以單親家庭為例，單親母親獨力養大兒子；兒子長大照顧年老母親，不離不棄，母愛和孝順等道德價值都顯露無遺，這些都是美好的。我們知道：香港兒童發展指標特別關顧單親家庭的兒童數目，並指出單親家庭的兒童須面對的困難。根據社聯的統計數字顯示，有65個機構會為已領取綜援的單親家庭提供額外的金錢援助。
 
我們會肯定甚至讚揚單親家庭中一些美善的人性價值，但卻不能否定單親家庭需要社會更多的照顧：而且，這並不是「理想」、值得追求的家庭狀態。擁有理想家庭的人都是有福氣的，但願人人都擁有這份福氣。但當世界如此「不理想」，社會仍應盡力挽救及援助，讓人性的美好一面可以發揮。單親父親與母親的愛和付出很偉大，然而這種家庭狀況顯然會對孩子帶來影響。故此社會從沒設立「一人婚姻」並提供領養，相信也不會有人同意要用制度安排孩子進入單親的家庭中。
 
同樣，在同性婚姻關係和同性戀家庭中，當然會有人性美好的一面，但不等於是「理想」的制度。如果社會將同性婚姻升格為「理想」制度，刻意安排孩子進入一個缺失了男性作為父或女性作為母的家庭，必然剝奪了孩子透過觀察及模仿男性及女性的行為特質，在有兩性雙親的「理想家庭」的成長機會，建立男作為男、女作為女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及性別自信。試問這對兒童公平嗎？
 

三）衍生「同志教育」

在此事件中，提控一方指禁止該同志圖書，會為同志伴侶的孩子帶來歧視。在香港，同運團體所提倡的歧視條例同樣是牽一髮動全身，參照過往歧視法的訂立，教育指引細則也會有相應的修改。
 
可以想像，如果事情在香港發生，學校有機會要加進「孩子從小就要肯定：同性戀家庭也是美好」的教育理念，以防觸犯服務提供範疇的歧視。《性傾向歧視條例》間接地衍生出同志教育。
 

四）父母管教權被邊緣化

對學校擺放圖書的種類，有些家長希望適度限制，有些家長希望可任意閱讀，「鬥大聲」的結果是學校需向「最大聲」的一方妥協。但事實上，持不同意見的家長，他們的管教權都受到人權保障。《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指出：「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的種類，有優先選擇的權利。」在這種爭議狀況下，學校或社會可以如何協調？
 
事件中學校曾以兩種方法處理，一種是opt-out，另一種是opt-in。前者即是把書放回架上，如家長須限制子女閱讀才特別處理，限制學生借出，亦即現時的結果。惟此方法未能預防學生在圖書館自行閱讀。後者則是限制學生取閱，學生在持有家長同意書的情況下才能閱讀（是該校首先採用的方法）。
 
筆者認為在幼童還未能分辨是非的前提下，後者（opt-in）更有效適度地平衡雙方家長的管教權。家長可按其價值觀，優先選擇是否讓孩子閱讀該書，以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的要求。然而，在同性婚姻的情況下，社會整體在意識上要確認同性家庭的美好價值，會使原來的opt-in選擇消失。同志教育變為正常規範（norms），即學生一般來說要知道同性家庭是同樣美好。即使有個別家長希望選擇opt-out，但此權利在這個案中也被邊緣化，因學校透過行政指令，令到部份家長無法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種類，有優先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