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關注的賭博問題

在華人社會「小賭怡情」的文化，每每不清楚賭博如何影響社會。很多人並不知道賭博的本質是甚麼，甚或以為明光社和一些反賭團體「無事搵事做」，不尊重香港人「馬照跑，舞照跳」的資本主義精神面貌。

賭博在香港的影響

很多人都知道馬會歷史悠久，也是本港最大的慈善組織，但對馬會每年的投注額及營運模式的改變其實都是不清楚的。馬會2010至2011財政年度，賽馬投注總額達819億元，足球博彩總投注額為397億元，再加上六合彩投注的68億元，過去一年馬會受注的總額（即港人用於賭博的金錢，當中大部份成了稅項及馬會的純利）是1284億元[1]，港人熱衷賭博的程度實在令人驚訝！以一個例子作比較，大家或會更加明白：當不少人都反對政府動工興建669億元的高鐵「大白象」工程時，香港人每年卻很慷慨地將差不多2條高鐵「賭」落鹹水海。
 
事實上，賭博是一種「窮人稅」：刀仔鋸大樹彷彿提供低下階層「一朝發達」的夢想。而現時報刊體育版已淪為波經版，一些大型賽事往往被塑造成全城矚目、氣氛激烈的盛事。但試想像一下：同是投注1,000元，有錢人賭的是閒錢，窮人賭的卻可能是養家的糊口錢。賭博對貧窮人和低下階層的影響其實是大的，是不公義的。

那些年，我們關注的賭博問題

有人可能以為，賭馬、賭波只是怡情，無傷大雅，何須「反賭博」運動。但因著馬會積極營運，政策缺乏監管，香港賭博情況從來都是嚴峻的。

早在1999年，馬會以舉辦「千禧賽馬」為理由准許18歲以下青少年進入馬場及購買馬票，當時明光社及其他團體群起反對。而在2003年立法會通過「賭波合法化」後，香港的賭風更是熾熱。但相對地，政府原有的「不鼓勵賭博」政策卻無聲無色地消失了。監管馬會宣傳的民政事務局，從來沒有就馬會大肆宣傳或推出新投注方法作出管制或監察。馬會多年來在賭波投注玩法「話加就加」，政府從無制止，馬會就像一個「土皇帝」般，主導著政府的賭博政策，多於被民政事務局監管。

2006年賭博條例的修訂後，馬會的營運由以往的賭博「中間營運者」，變身為要為政府稅收「包底」的模式。以賭博毛利計算賭博稅後，變相令馬會以稅收補底為藉口將賭博營運「商業化」，大攪宣傳和擴張投注。

站在公義反賭博

有人以為明光社及其他監察賭風的組織，只流於「清教徒、烏托邦」的理想主義，並無實證論據去關注賭博問題。事實是，香港關注賭博的團體，絕大部份是早於賭波合法化時期之前（2003年），已長期參與賭博輔導，或早已參與有關賭博防治教育和相關研究的工作，並不是短線的社會運動參與者。
 
明光社除了早在2000年已率先委託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進行「賭博對香港青少年的影響」調查，[2]我們在2002年亦推出了全港性的賭博問題標語創作比賽，又出版了有關賭博問題的小冊子《賭本大搜查》，同年更出版了全港第一份有關賭博問題的教材套，免費派發給本港所有中學。2003年賭波合法化爭議時，我們也在報章刊登有關賭博問題的專輯，並先後兩次聯同多個團體發動有1000多和3000多人參與的反對賭波合法化大遊行，是近年香港教會較為積極參與的社會行動。2005年，明光社同工參與了香港首屆賭博問題學術會議，並就香港賭博與傳媒關係，以及香港與新加坡政府賭博政策影響等題目，發表學術文章。
 
在教育方面，單以明光社計算，自2002年至今便已為不同的中小學校、社區中心、教會及機構主領近200次有關賭博問題的講座。明光社、工福、宣道會基蔭堂更先後踏足「賭城」澳門，參與賭博輔導、牧養和學校教育的工作。
 
另外，除了關注賭博問題，明光社及很多關注團體，也積極推動正向睇波，鼓勵青少年樂在參與足球運動中。近幾屆世界盃中，就有團體舉辦「四無」——無煙、無酒、無賭、無粗口睇波活動，反應熱烈。明光社更分別於2006及2010年兩屆世界盃，與一班中學同學製作世界盃特刊，讓中學生可以在觀看世界盃的賽事時，在芸芸賭波體育資訊不分的報刊中，能有健康的足球資訊可供選擇。我們更與同學在足球場上踢波較量，響應健康足球運動。
 
關注賭博問題、監察賭風，就是站在社會中受壓迫的低下層一邊，要為他們在這種被賭博矇騙，在低微的收入中再被壓榨出賭注的傷害中發聲，完全是公義的行為。
 
那些年我們反賭，並不只是講道德，而是勇於挑戰政府和與權貴抗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