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與遊行示威

基督徒面對社會民生問題，主要是作出捐獻的行動，包括捐款到慈善機構、捐食物到食物銀行等。惟一旦社會民生問題涉及政治決策，大部份基督徒就拿出免責聲明：我們主張「政教分離」。教會亦如是，在需要她們更進一步地參與社會事務時，很多教會也會因著種種原因而推辭，希望盡量「明哲保身」。
 
主後四世紀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將基督教列為國教後，教會就與權貴一同欺壓人民，不再活出上帝群體的樣式，反而成了政治團體。後世基督徒汲取教訓，因此把政府與教會極端地分離，以平衡當時極端的合一。然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也多次在不同場合中，向信徒說明：「政教分離是指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即教會體制與政權分離，而非基督教（Christianity）和政治（Politics）分離。」基於政治決策必然涉及社會民生，因此，基督徒需要透過建制內外等不同的渠道表達意見。
 
事實上，香港近年示威文化的改變，加上傳媒喜愛放大衝突場面，令到很多基督徒對社會行動感到反感。然而有不少基督徒，其實仍然在社會行動中堅持以和平手法、理性分析、以動憐憫和愛公義的心為社會的不公義發聲……
 
 
［稿一］牧者也示威
堂會牧者Kerry在工餘時間會參加社會行動，他自言不是最前線的行動者，對他來說，叫喊針對官員的「下台」口號已經是最激烈的行動。而他亦曾到菜園村支持居民、參與立法會門前的集會及尾隨苦行隊伍，以表達意見。
 
親身接觸社會的不公義
 
Kerry過往參加六四、七一等遊行集會的目的，除了想帶兒子關心一下社會時事外，餘下的動機也只不過當作強身健體而已，轉捩點是菜園村高鐵事件。有感傳媒對示威的報道往往有「暴力偏好」，因此Kerry在閱讀有關菜園村和高鐵的文章後，決定親身走進現場體驗，果然比坐在電視機旁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請願者在一天勞碌工作後加入示威，真的為了『搞事』嗎？他們不是可以選擇與其他人一樣食飯、唱K、睇戲的生活嗎？」Kerry在參與中體會示威者的動機是為社會弱小和公義而發聲，刺激自己有更多反思。「我們可以為了維護自由經濟而犧牲社會公平、公義嗎？香港擁有畸形的議會生態及資本至上的經濟，令貧窮或較弱小的人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犧牲品。」
 
失效的議會制度
 
Kerry認為表達意見原本可以經過議會途徑，但香港議會被建制派壟斷成為數票遊戲，大商家亦有能力壟斷社會資源和聲音，協商討論等方法不再足夠（甚至不能夠）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才觸發進一步的社會行動。
 
Kerry也經常沉思：「基督徒群體可以做甚麼？聖經對現今香港社會有甚麼指引？」他相信上帝的道運行在香港之中，社會改變是有盼望的；同時暴力行動惹人反感，他鼓勵基督徒可以透過一般教會都能接受的非暴力行動，喚起弟兄姊妹關注社會發展下犧牲了的弱勢群體。他最後拋出一條給你和我再思的問題：「如果耶穌今日在香港，他會進入甚麼群體中，為他們講說話呢？」
 
 
［稿二］90後的獨立思考
訪問中，她理據清晰、立場鮮明，完全沒有帶給筆者「被煽動、被操控」的印象。她，是仍為中學生的曉晴，是「90後動員」的其中一名委員。「90後動員」關心的議題包括六四、七一遊行、推動民主政制和反國民教育等。走在前線的她，認為自己最激烈的行動是烈日當空下，用「染血」的白絲帶蒙眼、用膠索帶綁手、並跪在石屎地上，以行動向公眾寓意國民教育的負面影響。
 
三「不」堅持
曉晴認為基督徒的使命，是要向社會發出公義的呼聲，餘下的事要交給上帝安排。因此，她參與社會行動，有三「不」堅持：不講粗口、不參與衝擊、不令父母擔心。由「90後動員」所動員的參與者，年紀大多是90後，要確保他們（還有自己）的安全要有策略。「我們不可以在示威中留守。因為留守行動演化到最後，多數都是不和平和危險的，亦是傳媒所捕捉的場面。」
 
面對衝擊行為，她有一套想法。
 
一般市民受傳媒影響，以為衝擊是行動者的嗜好，曉晴則相當不同意：「不留守不等於不公義；相反，要別人相信世界有公義，就不應該讓人見到衝擊畫面。」衝擊令議題討論焦點分散，令所要表達的聲音被掩埋下去。
 
以行為表現信心
 
有人質疑她，為何不用寄信或參與研討會等方法表達聲音。作為菜園村被迫遷的居民之一，她深深感嘆：「……已經用過這些方法，卻發現在現今社會制度下毫無用處。」她原先所屬的教會也不表支持：「……上帝的公義，祂自己會彰顯，不需由人去實踐。」她卻認為行動同樣扮演重要角色。「單單祈禱而不溫習，成績也不會跑出來。」而她亦認為這是呼召──讓年青人具體地走入議題中，學習了解、關心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