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與遊行示威

招雋寧   |   明光社項目主任(青年事工)| 圖︰部份相片由被訪者及《時代論壇》提供
20/11/2011

基督徒面對社會民生問題,主要是作出捐獻的行動,包括捐款到慈善機構、捐食物到食物銀行等。惟一旦社會民生問題涉及政治決策,大部份基督徒就拿出免責聲明:我們主張「政教分離」。教會亦如是,在需要她們更進一步地參與社會事務時,很多教會也會因著種種原因而推辭,希望盡量「明哲保身」。
 
主後四世紀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將基督教列為國教後,教會就與權貴一同欺壓人民,不再活出上帝群體的樣式,反而成了政治團體。後世基督徒汲取教訓,因此把政府與教會極端地分離,以平衡當時極端的合一。然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也多次在不同場合中,向信徒說明:「政教分離是指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即教會體制與政權分離,而非基督教(Christianity)和政治(Politics)分離。」基於政治決策必然涉及社會民生,因此,基督徒需要透過建制內外等不同的渠道表達意見。
 
事實上,香港近年示威文化的改變,加上傳媒喜愛放大衝突場面,令到很多基督徒對社會行動感到反感。然而有不少基督徒,其實仍然在社會行動中堅持以和平手法、理性分析、以動憐憫和愛公義的心為社會的不公義發聲……
 
 
[稿一]牧者也示威
堂會牧者Kerry在工餘時間會參加社會行動,他自言不是最前線的行動者,對他來說,叫喊針對官員的「下台」口號已經是最激烈的行動。而他亦曾到菜園村支持居民、參與立法會門前的集會及尾隨苦行隊伍,以表達意見。
 
親身接觸社會的不公義
 
Kerry過往參加六四、七一等遊行集會的目的,除了想帶兒子關心一下社會時事外,餘下的動機也只不過當作強身健體而已,轉捩點是菜園村高鐵事件。有感傳媒對示威的報道往往有「暴力偏好」,因此Kerry在閱讀有關菜園村和高鐵的文章後,決定親身走進現場體驗,果然比坐在電視機旁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請願者在一天勞碌工作後加入示威,真的為了『搞事』嗎?他們不是可以選擇與其他人一樣食飯、唱K、睇戲的生活嗎?」Kerry在參與中體會示威者的動機是為社會弱小和公義而發聲,刺激自己有更多反思。「我們可以為了維護自由經濟而犧牲社會公平、公義嗎?香港擁有畸形的議會生態及資本至上的經濟,令貧窮或較弱小的人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犧牲品。」
 
失效的議會制度
 
Kerry認為表達意見原本可以經過議會途徑,但香港議會被建制派壟斷成為數票遊戲,大商家亦有能力壟斷社會資源和聲音,協商討論等方法不再足夠(甚至不能夠)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才觸發進一步的社會行動。
 
Kerry也經常沉思:「基督徒群體可以做甚麼?聖經對現今香港社會有甚麼指引?」他相信上帝的道運行在香港之中,社會改變是有盼望的;同時暴力行動惹人反感,他鼓勵基督徒可以透過一般教會都能接受的非暴力行動,喚起弟兄姊妹關注社會發展下犧牲了的弱勢群體。他最後拋出一條給你和我再思的問題:「如果耶穌今日在香港,他會進入甚麼群體中,為他們講說話呢?」
 
 
[稿二]90後的獨立思考
訪問中,她理據清晰、立場鮮明,完全沒有帶給筆者「被煽動、被操控」的印象。她,是仍為中學生的曉晴,是「90後動員」的其中一名委員。「90後動員」關心的議題包括六四、七一遊行、推動民主政制和反國民教育等。走在前線的她,認為自己最激烈的行動是烈日當空下,用「染血」的白絲帶蒙眼、用膠索帶綁手、並跪在石屎地上,以行動向公眾寓意國民教育的負面影響。
 
「不」堅持
曉晴認為基督徒的使命,是要向社會發出公義的呼聲,餘下的事要交給上帝安排。因此,她參與社會行動,有三「不」堅持:不講粗口、不參與衝擊、不令父母擔心。由「90後動員」所動員的參與者,年紀大多是90後,要確保他們(還有自己)的安全要有策略。「我們不可以在示威中留守。因為留守行動演化到最後,多數都是不和平和危險的,亦是傳媒所捕捉的場面。」
 
面對衝擊行為,她有一套想法。
 
一般市民受傳媒影響,以為衝擊是行動者的嗜好,曉晴則相當不同意:「不留守不等於不公義;相反,要別人相信世界有公義,就不應該讓人見到衝擊畫面。」衝擊令議題討論焦點分散,令所要表達的聲音被掩埋下去。
 
以行為表現信心
 
有人質疑她,為何不用寄信或參與研討會等方法表達聲音。作為菜園村被迫遷的居民之一,她深深感嘆:「……已經用過這些方法,卻發現在現今社會制度下毫無用處。」她原先所屬的教會也不表支持:「……上帝的公義,祂自己會彰顯,不需由人去實踐。」她卻認為行動同樣扮演重要角色。「單單祈禱而不溫習,成績也不會跑出來。」而她亦認為這是呼召──讓年青人具體地走入議題中,學習了解、關心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