睇港產片非必然

《梅艷芳》一片亦有在多倫多數間戲院上映，其中一間就在小弟住所不遠處，故二話不說便問家中兩老有無興趣一齊去睇。起初以為不難買飛，誰料雖然已經上映了10天，再加上該院每天都有三、四場次，但網上購票都要在四、五天後才有較佳座位。

開場時接近全院滿座（賣剩最前兩排），觀眾大多數是50歳以上的港人移民。起初心中還是有些不安，畢竟加拿大／多倫多的防疫成效不及香港——多倫多市近日新冠活躍個案／人口比例約為0.022%（截至11月29日），而香港只是0.001%，當中主要為入港人士隔離期間或剛隔離完結時發現，更重要是沒有社區傳播，相反多倫多差不多每天都錄得數宗新社區爆發（outbreaks），加上兩老年紀不輕，室內活動感染風險不低，故雖所有觀眾均已戴上口罩，看見人山人海的情景其實是帶些憂慮（但同時亦為一齣港產片在海外有這現象感欣慰），不過隨著電影播放，投入故事後心中忐忑亦漸漸紓緩（心諗擔心都無計㗎啦）。

香港的朋友可能想像不到在海外戲院看港產片的感覺，但對近兩年因疫情而不能隨心隨意回港的移民來說，[1] 在外國戲院和大群港人一起看港產片，而此片由1967講到2003，甚具香港情懷，這兩個多小時便像帶領觀眾回港感受老家睇戲的氣氛，亦像坐了時光機一樣重溫香港往日時光。

此外，在加拿大看電影的感覺及模式確和香港不太一樣。一、多倫多現已沒有專播港產片的戲院，故《梅艷芳》在加拿大一些主流院線戲院上映，對在加港人來說，是在不常有港產片的戲院看港產片的機會。二、在這邊看主流電影，即所謂「西片」，如果電影以英語為主，是不會配有字幕。對看外語片追慣字幕的港人，起初未必習慣，感覺就像考英語聽力測試。反過來，在北美土生土長的人士，小弟亦問過他們有關電影字幕這事，原來他們和港人相反，他們是看不慣畫面有字幕，原因是邊看戲邊追字幕會分神，對電影較講究的更認為字幕破壞了畫面構圖美感。但《梅艷芳》一片在加拿大是「外語片」，在當地上映前會預計到觀眾不懂粵語，所以必然會配上字幕。三、加拿大的戲院是直到近數年才設「劃位」，以前買了戲票，如果是剛上映、人氣高的電影，便需盡早入場霸位，亦有逼觀眾睇廣告片頭之效。

不設劃位的另一好處是觀眾不會因為靚位無晒而放棄購票，但反過來如前所述，無得揀位令觀眾需要早數10分鐘入場，時間寶貴的人士則寧可等齣電影上映耐一點才去睇（屆時觀眾會較少），這政策反而令戲院收益更不穩定，更有機會出現爭位嘈交的情況，例如數人分散坐霸全行座位的手法，故數年前加拿大的戲院亦開始設劃位服務（亦趁機加價）。對港人來說這些都是熟悉的程序，但當時對本地人卻是新事物。筆者還記得2019年在多倫多看《復仇者聯盟4》時，已經一早在網上購票兼揀好座位，但和朋友入場後卻發現位置被數名年輕人佔據了，理論一回後得知對方買的是「自由位」戲票，便宜些但只可坐無人揀無人坐的位置，是劃位制初期的過渡策略，不過他們仍不願離座，強調他們一早入場，有權選位（逆權侵佔？），我亦懶得和他們繼續理論，出去找戲院職員解決。

在小弟移民加國的90年代初，睇戲、租帶租碟和卡拉OK是華人移民三大主要娛樂。那時如果想睇港產片，便要往那些華人經營、專播華語片（主要為港產片）的影院。當時多倫多只有兩三間這類戲院，初期全數位於市中心的唐人街（亦稱之為「中區華埠」，原本正式被稱為「西區唐人街」，因當時市中心東面另有一華人聚居地「東區唐人街」，但後來東區華人比例日漸減少）。1989年末，《賭神》於唐人街戲院上映，為了先睹為快，仍是小學生的筆者和親朋戚友十多人從士嘉堡乘公車約一個半小時南下，故此印象特別深刻。

那時唐人街戲院賣票不設劃位和時段時限，播片形式是一新一舊兩片輪流播放。如果觀眾有的是時間，可以待在那裡耗上數小時。後來多倫多以北的萬錦市開多了一間港產片戲院和不少華人商場，搶走了唐人街那邊不少客源，再加上新一代華人移民大多數在以北的士嘉堡、列治文山和萬錦等市鎮落腳，唐人街的人氣下滑了不少。儘管如此，市中心畢竟是商業重鎮，而多倫多亦有兩所大學位於唐人街附近，故此現在華人新移民雖然不需再往「華埠」尋求娛樂，但於附近上班上學的人士則仍然閒時會過唐人街買杯珍珠奶茶或來個燒味三拼飯。

梅艷芳離世的2003年是「非典年」，香港人經歷了非典型肺炎，而本文撰寫之時，新冠肺炎已肆虐兩年、新變種Omicron亦來勢洶洶，雖然香港疫情算是受控，但這數年政經不穩、風雨飄搖，但電影《梅艷芳》透過主角的抉擇向觀眾傳遞一個很重要的訊息，便是在有限（最後）的時間內，了解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並付諸實行，不要在人生留下遺憾，期望能為逆境中的觀眾帶來正能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