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與共享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