劏房的存在價值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上表示劏房「有存在價值」，這番言論引來社會一片嘩然。可是，在群起而攻之的背後，其實副局長的言論或多或少反映了香港基層住房的悲涼現況。
 
近年樓價颷升，帶動私樓租金不斷上揚，就連劏房的租金亦不能倖免，據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的調查顯示，一個位於深水埗的劏房單位的呎租竟高達34元，足可媲美豪宅[1]。可是，高昂的租金並未能換來舒適的環境，這些劏房多位於舊區的唐樓，由一個大單位「劏」成多個附設廁所的小單位，每個面積只有約60呎，僅僅可放下一張床。更甚者，不少單位是被非法改建，內部的主力牆被拆去，地台被升高用作鋪設喉管。這種改建方法不但危害到樓宇的結構，更嚴重影響住客的安全。
 

劏房 — 時代的產物

無可否認，類似劏房的「惡劣居所」一直存在於香港歷史中，諸如木屋、板間房及籠屋等，可見這類住房有一定的社會需求。九七年樓市泡沫爆破後，特區政府為救市而在2002年推出「孫九招」，減少對房屋供應的介入，減建公屋、停建居屋等招數陸續出台，但犧牲的卻是基層盡快獲配公屋「上樓」的希望。
 
衣食住行是市民的基本需要，基層市民總要「有瓦遮頭」，劏房因此應運而生。除了正在輪候公屋的低收入人士外，入息上限超過公屋申請門檻又未能承擔私樓租金的人士、需要在市區工作的年青人、新來港人士等等都對劏房有殷切的需求。
 
當然，營商者往往從利潤著眼，將單位劏成多個小單位分租比將整個大單位出租，可讓他們獲得更大的利潤，商人自然樂此不倦紛紛加入劏房市場。
 
據社區組織協會的調查顯示，住在這類惡劣居所的市民已超過10萬人。[2]
 

取締？To be or not to be？

市民選擇劏房除了因為租金較可承擔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其坐落的位置。綜合不同的調查顯示[3]，這些劏房多位於市區，當中又以深水埗、九龍城和油尖旺等舊區最多，地理位置的優勢讓租客省下不少車資和時間。而且，在舊區的生活成本和就業配套一般較新市鎮為佳。相反，政府新建公屋多位於偏遠地區，例如天水圍、港九的邊緣位置，對一群低收入人士造成諸多不便。難怪邱副局長表示有些人即使獲配公屋亦不願上樓。在這種城市規劃下，即使公屋建屋量足夠，劏房會否因而被自然淘汰是值得懷疑的。
 
不過，租金和位置的優勢不應成為縱容劏房繼續發揮其「存在價值」的合理理由。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早於1991年通過《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中的「適當住屋權的決議」，確定了住屋為基本的人權及需要，它包括了六點「適足的住房權」：
 
一）住房權保障；
二）服務、材料、設備和基礎設施的提供；
三）可負擔性；
四）宜居程度；
五）無障礙；
六）文化環境；[4]
 
毋庸置疑，不論是傳媒報道或是學術調查均反映出不少劏房的環境惡劣，地方狹窄，有調查更指六成四的劏房單位是少於5.5平方米，即60呎，低於房署訂下的擠逼戶標準。而且，不少劏房大廈是由「三無大廈」改建—即無管理處、無業主立案法團、無維修，如此高危的環境令住客每日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這種劏房的居住環境又是否符合「宜居程度」、「文化環境」等「適足的住房權」呢？
 

基層住房的出路

針對基層住屋需要，大多數政黨和團體都贊成儘快增建公屋及復建居屋。但亦有反對者擔心這些措施會對樓價造成打擊；更有中產認為他們白白繳稅而未能享受任何房屋福利。怎樣平衡多種聲音已成為特區政府近年的考驗，這些爭議亦導致政府在房屋政策上採取保守審慎的態度。
 
行政長官梁振英的首份施政報告便因此令不少基層市民失望，增建公屋的力度明顯不足，解決住房問題流於片面。更何況建屋是需要一段時間，短則三至五年；若要另覓新地建屋，將「生地」發展成「熟地」[5]，建屋時間恐怕需要更長。試問遠水又如何救近火？
 
排除建屋所需的時間和爭議，假若特區官員有決心、有承擔，基層住屋其實尚有不少改善空間。其中一個可考慮的方案是由政府主導，儘快落實工廈活化計劃，將合適的工廈改建成臨時住宅單位，讓正在輪候公屋的市民按其經濟能力用「租得起」的價錢承租，直至上樓為止。
 
對政府而言，這計劃毋需再另覓熟地建屋，成本低廉，又能迅速緩和惡劣居所的問題；亦同時創造出一個新的住房階梯，即—工廈臨時住屋、公屋、居屋(日後新落成) 、私樓，讓不同人士按照其經濟能力作出選擇。他們日後可透過累積財富，拾級而上，從而促進住房的流動性。
 

政府有責任令市民活得有尊嚴

邱副局長的劏房言論誠然是個可悲的現況，若現時全面取締劏房，這批基層市民恐怕未能承擔高昂的私樓租金。不過特區政府卻絕不能因此忘記自身的責任，強行將「惡劣居所」和「無瓦遮頭」這個無奈的選擇加在基層市民身上。
 
香港，作為一個人均生產總值達285,146港元的城市，政府的責任不應單單只讓市民「有瓦遮頭」，而是讓市民得到「適足的住房權」，活得更有尊嚴。因此，政府有道德責任在房屋問題上對症下藥，做到真正「務實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