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的《題西林壁》提醒我們從不同角度看事物，會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當然這些景象有時同樣精彩、有時差天共地、也有時是模糊不清或者似是而非，因此，我們要換的有時不單是角度，也要包括我們的思維模式。有些改變可能只是輕微的，但有些改變卻是劃時代的，就像地動說一樣顛覆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想像，而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不少人內心對真理的渴求和感動。
弔詭的是個人內心的感動有時卻又會令人迷失，就像性別自主一樣，當我們以為自己可以單憑內心的感受決定自己的性別時，卻又忽然墮入了五里霧中，連本來很容易看得到的也看不到了，除非撥亂反正，重新用原來的角度去看事物。又好像當不少國家將捐贈和購買精卵視為渴望成為父母者的福音時，卻又駭然發現這同樣是被捐贈受孕者的惡夢。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生日快樂！」這句祝福每年準時出現，然而對許多家長而言，生日所代表的「快樂」究竟是甚麼？香港一項消費調查揭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家長為子女慶祝生日的預算中位數高達3,000港元，這金額不僅遠超過為自己慶祝的1,000港元，亦是用於父母生日的三倍。[1]
這組數據不僅是消費傾向的展現，更精確地反映出現代家庭照顧者的日常——我們願意將資源、心思與儀式感，優先且大量地配置給「為人父母」的角色，而那個純粹的「自我」則被置於末位。生日這個最具個人色彩的紀念日，有時卻化為另一項待辦任務。例如，媽媽可能會壓下自己對某類餐廳的偏好，依照孩子的喜好來選擇。這或許是出於愛，卻也反映出一種無意識的自我淡化：我們太投入於父母的角色，以至逐漸疏於聆聽自己內心的真實聲音。
暫停「家長」角色：「我是今天的主角」
劉德華在電影《江湖》有一句經典的對白︰「講你又唔聽，聽你又唔明，明你又唔做，做你又做錯，錯你又唔認，認你又唔改，改你又唔服。」這是很多夫妻都曾遇到的情況。不論你向配偶怎麼說，說多少次，對方都好像牛皮燈籠，點極唔明。另一些情況則是，丈夫覺得只是很小事，但太太卻覺得很大件事，必須嚴肅處理；丈夫覺得太太為小事抓狂，鑽牛角尖，令太太覺得很委屈及沮喪。為甚麼會出現這些情況？
性格與價值觀不同
人工智能現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展當中，如此方便的工具，也使不少院校擔憂學術誠信的問題。雖然有些老師或教授也認為自己能辨認AI作品，並且各大專院校都會有檢測功課是否有抄襲或使用AI等的軟件，但是否就代表一定準確呢？在如此強勁的AI發展下，能模仿使用者的行文表達似乎不是一件難事。而先前更有新聞指出一份博士論文引用了一份由AI創作的不存在文獻，也反映連準博士亦不尊重學術；又有多少的高材生是熱愛學術才作學術研究？恐怕寥寥可數。適逢學期的開初，都有些學生自嘲說：「這個學期又要開始製作學術垃圾了！」如此，到底做學術是否需要熱誠？還只是讓人因著學位，而自得其樂的工具？
甚麼是女人（What is woman）？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不過的問題，但在現今社會卻是一個引發不同立場人士辯論的題目。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份時間裡，「甚麼是女人」是一個常識性問題。然而，進入21世紀後，隨著後現代主義與激進性別理論的興起，這個問題竟演變成令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尷尬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凱坦吉‧傑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在2022年被時任美國總統拜登委任時，就曾在聽證會上表示無法給「女人」提供一個定義，並說她不是生物學家，但她卻知道自己是一個女人。[1]當頂尖法律專家都無法定義「女人」，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性別定義的改變，並探討為何近年來西方社會開始出現一股強大的力量，呼籲法律回歸生理事實的基石。
性別理解的演變：從事實到感覺
隨著生殖科技的普及，全球已有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是透過捐贈/購買卵子或精子而誕生。根據《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Harvard Medical School Bioethics Journal）的調查，[1]84.6%的成人得知自己是透過捐贈受孕後，產生了自我認知（sense of self）的改變，亦有48.5%需要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科藥物。以上的數據，不禁令人追問：捐贈受孕是對誰有益，又對誰有害？
很多父或母為追求下一代而選擇透過捐贈的卵子或精子受孕，但卻忽視了下一代的心理質素與掙扎。要聽見這些被捐贈受孕者（Donor Conceived People, DCP）的真實心聲並不容易。他們或在成長過程中，礙於種種原因而選擇保持沉默。然而，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愈來愈多DCP成年後開始分享他們的經歷，本文將結合他們的經歷及一些實證研究，探討「捐贈受孕」背後不容忽視的心理與倫理挑戰。
預先設計的遺棄
終審法院2023年在「岑子杰案」裁定政府應制定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不過，2025年立法會以71票反對，14票贊成，否決了《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到了年底本來反對議案的管浩鳴議員提議政府以「契約伴侶」代替「同性伴侶」字眼訂立登記機制，容許登記者安排醫療指示、身後事等權利，並涵蓋所有具互託關係的伴侶，他指「宗教團體現時『鬆口一點』，不提『婚姻』兩字都可接受，建議設立『契約伴侶』登記制度，涵蓋所有具互託關係的伴侶，舉例『你的伴侶可能是馬姐也行』」。[1]對於管浩鳴的建議，提出司法覆核的岑子杰表示「明光社以前就提議過同樣方案，若他（指管浩鳴）早在草案二讀時有這個建議，便有機會通過，因同志社群只是希望不需要遠赴外國進行婚姻註冊，以及享有伴侶的基本權利，『同志社會聲音從來都冇話一定要用同性字眼。』」[2]
資料整理︰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美國
根據《路透社》2月10日的資料，美國政府已移除一面原本在石牆國家紀念碑上空飄揚的大型彩虹驕傲旗。該紀念碑是紐約市發起現代同性戀權利運動的重要地標。負責管理美國國家紀念碑的聯邦機構——國家公園管理局表示，該紀念碑的旗杆由他們管理，此次移除旗幟是為了確保「長期政策」在其所有地點都能一致執行。[1]
繼上集，破了大案後，兔子警官Judy Hopps不再是警察新丁，她懷著一顆正義的心，與那隻口甜舌滑卻又掩蓋傷痕的狐狸Nick Wilde終於在警局裡成為真正的拍檔――一對看似最不可能，卻又最互補的偵探組合。這次在查案期間，他們又因著更了解大家的不同，而不斷掙扎著是否繼續包容接納對方。
在《優獸大都會2》中，Judy和Nick的關係是故事的核心，他們從第一集的「互補搭檔」進化到更深刻的伙伴階段，但這也帶來了更多戲劇衝突。電影利用他們的本質差異――Judy的「理想主義」對應著Nick的「現實主義」來製造張力：Judy總是有著那股不懈的熱情，主動推動調查，面對新挑戰時堅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正義能戰勝一切；而Nick則因為第一集揭露過他小時候曾被欺凌的創傷，以及難得獲得Judy這好拍檔，形成了今集強烈的防衛機制與恐懼失去的心理模式，遇到危險時更傾向謹慎、不輕舉妄動，導致他們在查案過程中頻頻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短暫的分離或誤解。